粮商这个职业一直都看上去很风光，高高在上。但这要分两面说，各地的粮商有很大区别的，苏北、两湖、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一直都是民国的主产区。
但同时这些地方又是民国的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有金陵、苏州、上海、杭州等人口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粮食这东西，在城市里是没法种植的，而城市人口却不得不以来粮食商人的运送和售卖维持基本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市面上的粮食价格都是由粮商决定的。
这就导致很多平民对粮商不满，而这种情绪在粮食欠收的年份尤其突出。
为了维持粮商的整体权益，大部分粮商会在收购之前互相通气，商定一个核定价格。
而粮食产区的农民对粮商也是恨的咬牙切齿，就算是在丰收年景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粮食商人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一方面在收购上压价，估算出一个能够让自耕农活下去的价格，在销售端却大肆抬高价格，导致粮商自从出现那一刻，就成了相见恶霸的代名词。
这种判断虽说不是绝对的，但粮商不奸，确实难以发家。
所以，在很多地区，粮商都是由当地的大地主掌握，或者本身粮商手中就有大量的土地资源，雇佣大量的佃户，属于部分自产自销的模式。这种商人是非常反感外来事物的入侵，思想顽固，只做最稳妥的买卖。
当然，作为大地主，经营项目也不会如此单一，开当铺，发放印子钱，这些项目也是来钱最快，生意最好做的一些门类，再良心黑一点，就会赌馆、烟馆之类的。而这些项目都是需要有打手常住，才能威慑普通人老百姓的。
一旦遇到灾荒，或者自耕农生病，很快在一张张当票和借款书背后，自耕农的房屋，田产都会成为这些大地主的猎物，最后落到他们的口袋里。成为他们的产业。
至于佃户这些破产农民是不用担心灾荒会失去所有，因为他们本来就贫穷到让人没有惦记他们的念头。再说了，灾荒年景，有几亩薄田的小户人家，才会在家乡坚守，至于破产的农民，大起背包就能逃荒，大部分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粮商一旦成了气候，就会站在官员的对立面，倒不见得是处处刁难，但在关键时候，却会突然逼迫官员同流合污，不然就起民变。这样一来，当官的也怕。加上和粮仓小吏之间的勾结，不断的挖政府的资产。监守自盗，在各地已经屡见不鲜。
为什么两年多前，广东大旱，导致粮食价格疯涨。但是各地的粮仓却根本拿不出救灾的粮食，打开粮仓大门，都是搬空的粮库。而‘国党’当时联合在上海的粤商，社会富豪，募捐大批的粮食紧急运抵广州。当时孙大先生都亲自上阵，可惜这批粮食刚刚运抵黄埔港，就已经被瓜分，最后落在了粮商的手中。
不同于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贸易商人，粮商的眼界并不宽广，他们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买通当地的粮仓管事，政府的一些小吏，加上本地的威望，导致这个群体一直成为官员不敢得罪的群体。尤其是县长之类的牧民官，对粮商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灾荒的年景。
贪婪，保守，固步自封，这是大部分粮商的通病。
而在乡间，这些商人多半还有两外一个身份，乡绅。这个群体在民国地方上的话语权是很重的，而且经常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宋子文没有料到，王学谦最后的目的竟然不是湖州商帮，而是浙江的粮食商会。等到准备妥当，只要不出大的纰漏，最后不管粮食售卖特许经营，或者干脆收到政府管辖之内，都是可行的办法。
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浙江境内面对粮食紧缺的问题，将大大的减少几率。除非出现像是三年多以前河南大旱那样，颗粒无收的境地。控制了粮食供应和采购，城市将会在一个可控的稳定局面之下。这项政策其实也是有参照的，有感于欧洲战争导致的物资紧缺，美国在欧战之后就成立了粮食总署，第一任长官就是胡佛。胡佛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增加粮食的产量，限制粮食的价格。
“这倒是一个办法！”
宋子文离开的时候，口中自言自语的说着。边上的胡汉民却大为不解：“老弟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有感而发。”宋子文敷衍道，他并不像和胡汉民说这些经济战略的问题，因为对方说起空洞的大道理起来，滔滔不绝，但是在前瞻眼光，战略布局，甚至经济角度，都是致命的缺陷。
‘国党’不缺少夸夸其谈的成员，而且位居高位的也不少。
但真正能做到谋定而后动的人，少之又少。
宋大公子是自诩是眼界高人一等的才学之士，尤其是站在胡汉民等这些‘国党’内部的言论派。他们懂得商会对政府政令的下达的危害吗？他们知道商会的致命弱点吗？他们懂得借势一举将弊端全部清除吗？
自视奇高的宋大公子，在一群备有用心的政客群中，继续孤单，寥落，情绪低沉。
可惜了，王学谦能够毫无顾忌地对那些背后贪婪的盯着政府粮仓、银库的粮商，一来因为浙军大胜福建的直系军队，只要平定了福建南部的叛乱，浙军控制福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狭大胜之威，自然是水到渠成。其次，就是浙江的铁路，短短几年时间，投入两千万的铁路网，已经开始发挥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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