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觉得很有意思，他来民国，其实是为了避开英国人和日本人，目的并不是为了外交上的谈判，而是另有其他原因。
一方面，王学谦作为美国背景的民国政坛新秀，凭借他在民国政坛的显赫地位，已经让美国有足够的理由去正视王学谦的存在，甚至美国有理由提高王学谦在民国的声望，而走出一些让步。美国要想要维护好关系，就不得不拿出足够的诚意来。而对于内阁来说，厦门的租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民国，厦门租界占据的贸易额度，连前六都排不进去。
要知道往来民国的贸易，仅仅上海就占据了总量的四成，特别年份会达到六成，天津、武汉、大连、广州，这四个城市又分出去了四成多，留给其他港口的贸易额度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厦门的老七的位置还有多少意义就不用说了。
另外就是厦门的尴尬位置，对于民国来说，厦门仅仅能够辐射的区域连福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福建又是一个道路不通，没有铁路的省份。厦门周边没有可以连通内陆的铁路，也没有通航便捷的河流，四面环山的厦门的坐拥仅仅是让福建中部有限的资源外运的一个窗口，仅仅而已。连福州的地理位置也要比厦门强一些，至少还算是省会省城，还有一条闽江。可厦门只能充当中专港口的作用存在着，这样的地位可有可无，不被美国人看重，也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人不要厦门租界，对于大英帝国的外交团简直就是噩梦，是放大招。
李?法勒男爵来民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来商定上海租界的；其次，就是对王学谦的势力范围进行压制，没有别的原因，英国人觉得王学谦危险，他就危险。
当然，他也是走钢丝，王学谦是一言不合会翻脸的人，而且绝对不会给英国人准备的时间。这一点来说，李?法勒男爵和币原喜重郎男爵都是认同的。黑龙会和王学谦的冲突，实际上是日本纺织工业和江浙财团的纺织工业的较量。
可是在原材料的争夺中，日本纺织业在民国南方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已经开辟的市场的丢失。这才引发了黑龙会的闹事。
其实，脉络很清楚，英国人想要拉拢日本人压制王学谦的势力，而前提是上海不能乱。日本人想要靠着英国人出面，恢复其在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沿岸的纺织倾销份额。这是日本愿意做英国的马前卒的先提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
可是当美国人加入其中，一切都变味了。
胡佛到访浙江，其实就是来送礼的。当然，必要的商贸谈判也是加深双方合作关系牢固的基础。送出厦门租界，能够换回王学谦的好感，就足够了。
可英国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在民国的租界啊！
要不是底气不够，英国人甚至可以用找上门来寻仇形容其心情。什么利益都没有谈妥，就送人家一份厚礼，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把这些关系捋顺了，胡佛才发现，他手里拿着一颗雷，一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炸的手雷。英国和日本强拉他入伙，可要是知道他的真正目的，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可问题是，这是国会决定的事，他有什么资格去改变呢？
除非胡佛已经是总统了……
在浙江一方面等待美国国内的授命电报，另外一方面，他心里纠结地想着，他手中的大招，是放呢？是放呢？还是放呢？
不放不行，那么只能提前放。
在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下，顾维钧被莫名其妙的热情感召了，他甚至一度有种感觉，中美的好时代真的来临了。可实际上，美国人送出的不要的玩意，就像是富人施舍不要的衣服，穷人要装出感激涕零的接着。可如果恰巧入冬了，穷人拿到富人施舍的一件破旧的冬衣……他就会感激涕零。
需要决定了功用。
对于民国来说，美国不需要的厦门口岸型的租界，对于民国的外交也好，政府也罢，就是一件能够过冬的棉衣，这是能够让国家和民族获得信心的一件棉衣。
虽然一个租界对于满目疮痍的民国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可对于一个长期陷在内战泥沼之中的政府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直接掉在了脑袋上，张嘴就能吃的。东方古来就有一句谚语：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君。对于顾维钧来说，曹锟无疑是他的伯乐，虽说曹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大总统，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政客都不是。但他对顾维钧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唐绍仪对他的提携。正是因为曹锟的重用，才让顾维钧有机会成为民国外交总长，可以为他内心之中的一腔抱负获得一个施展的空间。
可惜的是，这几年民国的外部局势一直不如人意，顾维钧就算全身是铁，也无法挽救曹锟这艘破船。
国内一片骂声，直系和奉军在长城沿线持续的交战，已经让北方的财政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泞之中。
而在外交上，国际社会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民国更加苛刻的外交和军事封锁，不仅没有给民国的局势带来好的局面，反而内部矛盾更加集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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