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物质条件很落后，对德国的经济互助和科学指导当然要寄以厚望。同样的，德国国内的过剩资本也急于寻找渲泄的渠道。而且，对于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的认识更加明确而深刻。
陈文强不奢望通过一次接见会谈便能实现所有的希望，但他却成功地埋下了伏笔。当然，他也获得了相当的利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这就已经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一蹴而就有些过于想当然，有些不切实际。他已经让威廉半信半疑地认为他是代表着清廷，至少是代表着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对德国来说不仅是商业上的赢利，从长远考虑，还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合成氨的工业化算是搞完了，这也就是在德国，工业制造水平和实验设施都是顶尖一流的，要是在国内，陈文强觉得不弄个一年半载，肯定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与德国工商企业的合作再次拓展加深，与德皇威廉二世的会面交谈也取得了进展，陈文强此番欧洲之行算是划上了比较完美的句号，便急着启程回国，准备为国内的武装斗争增添一份助力。
……………
一九零七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过，中华大地的西南边陲，正在进行着一场新旧势力的战争，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首先是龙支队，继袭攻河口大胜后，北上连克巴河、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深入云南腹地两百余里，直逼个旧、蒙自、曼耗，气势大振。清云贵总督锡良闻警，一面急调署蒙自关道增厚及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共十营人马南下围剿，一面频电清廷告急。
而就在清廷派出刘春霖前往云南帮办军务，人刚刚出京之后，龙支队又连获大捷。先是在老范寨地区伏击了由蒙自南下的清军，接着又急行军百余里，袭击打败了开广镇总兵白金柱所率的五营巡防队。
至此，滇南的清军机动力量丧失殆尽，再无力阻遏龙支队的纵横攻掠。铁路（滇越铁路）工人、农家子弟，再加上甄选吸收的散兵游勇、降兵降将，龙支队迅速扩充至两千三百余人。随后，龙支队转为向东拓展，接连光复守卫虚弱的马关、麻栗坡、西畴、那坡四县，以越南高平为基地的革命军本部人马也适时出动，光复靖西、德保、天等、富宁四县，与龙支队胜利会师，所占地盘也联成一片。
其次是陆（陆荣廷）支队，挺进百色地区后，接连光复田阳、田东、巴马三县，部队扩充至三千二百，并继续北上，逼近黔省。
王（王和顺）支队则依托十万大山，在上思、钦北、灵山、扶绥接连出击，不仅迫使清军在南宁、钦州、防城等地要驻兵防守，还不时切断这些州、县之间的道路联系，牵制了由广东增援而来的大部清军。
革命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十分迅猛，训练、士气、装备是占有很大优势，清军的战力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究其原因，还是清廷的失策所致。所谓的巡防营、巡防队，根源都是来自绿营。而自同治年开始，便成为大规模裁汰的对象。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九年（1863-1893年）三十年间，共裁员17.3万余人；到了一九零零年，各省陆续起练新军后，清廷终于不再对绿营有丝毫眷恋，一九零六年，下谕八年内将绿营全部裁尽。
于是，绿营，或者改称巡防营，这个福晋抱养的二儿子，便成了人嫌狗憎的对象，多给一个子儿也让人心烦。各省也千方百计地裁减，以节约经费，支撑新军这个吞金兽。
本来呢，清廷能用极少的费用，维持一支维护国内秩序的常备军，也对新军是种制衡的力量。结果在误以为掌握了新军，且急于改变落后军事力量的心态下，匆匆发起了军事改革。
对于前途的悲观，拖饷欠饷的忿恨，旧式军队的陋规劣习，使巡防营清兵普遍缺乏战斗的**。不要说面对的是装备齐全、士气旺盛的革命军了，就是历史上同盟会发动的河口起义，起初不过是二百多人，在“凡带枪投诚者给银元一枚”的号召下，设有督办和炮台，且有四个巡防营把守的河口，不到两个小时便被攻占。
但也正是因为粮饷不继，起义军虽急剧扩充至三千余人，可那些投降的清兵个个抱怨，不肯前进，有的又反降过去，最后居然一哄而散。
为了钱而“革命”的变兵，自然不可依靠；而用钱收买的江湖会党，也同样的不靠谱。
所以，革命军纵横攻掠，声势很大，但扩充的速度却一直刻意地加以控制，招募士兵的标准也没有降低。这便使得武器弹药和粮饷物资能够发放到相对可靠的士兵手中，既不产生过大的浪费，又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每人每天需要三毛钱做伙食，全支队将近三千人，仅伙食费用日支出便超千元；再加上每人每月两元的军饷，以及一些杂费，每月便需要近四万元……这还没算上战斗消耗的弹药物资，以及士兵伤残、阵亡的抚恤。”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秋J身为副支队长，支队的财政情况她不想管也不行，一算细账，不由得连连咧嘴。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明白要革命，要使革命大旗立而不倒，要长期坚持，有多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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