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森想了想，望着陈文强的眼神有些复杂，他又一次感到了竞争的压力。相信美国政府也会收到这样的建议，而由英国倡导的，目的是垄断对中国贷款权的四国银行团有未成立便解体的危险。
这样，临时政府便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贷款渠道，从而避免接受四国银行团所制定的，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的贷款。如果美德两国真的这样做，必然占据了先机。而英、法则因为信息滞后，而落了后手，那些没得到利益的该国财团必将牵怒于英、法公使的疏忽。
以利益为诱饵，将列强拆散，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迂回办法。私人的贷款定然不会有太多苛刻的附加条件，而且中国政府可以进行选择，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厉害呀，汉森悄悄环视了一下屋内的三个人，都年轻得很，却已经有了外交家的老成和稳重，再加上狡猾。
自信在于准备充分。心里没底，当然难以积聚信心。对各种情况的了解、知识的积累、特征信息的收集、以及必要的计划和物质准备，都是非常重要。但是，高明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在前景不明朗、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也积聚信心，积聚力量，并把信心坚决地表达出去，表现得信心十足，充分地感染和影响别人，从而取得发展及突破。
别人不行，或许只有陈文强能做到这一点。各国列强看似气势汹汹，但据他判断，也只有日、俄有军事干涉的能力。其他国家不过是想趁着中国混乱之机，靠虚声恫吓来多占便宜罢了。
我们怕列强干涉，也想拉拢列强支持。说我们害怕帝国主义也好，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还抱有一些幻想也没错，但我们绝不乞求列强的帮助，我们对依靠自力取得胜利具有无比的信心。
重新尝试建立中美德三国的松散联盟，是中华共和国突破列强压制、敲诈、瓜分的第一步。为此，中华共和国政府付出了代价，也得到了收获。为了筹措更大量的资金，中国银行开始公开出售以前在南洋购买的橡胶园，并颁布了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参与建设。
欧洲几个强国已深深卷入两大集团愈来愈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而难以自拔（例如法、德之间为摩洛哥问题而发生严重争执，并把各自的友好国家牵扯了进去），那种斗争涉及它们最切近的利害关系，捆住了它们的手脚，使它们都不能把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远东，只能用政治手段来处理中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由于中国革命最活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战火扩大势必对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损害，所以它迫切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促使局势安定下来。
当然，中德美三国的频繁接触，以及德美两国对于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微妙变化，逃不过其他列强的眼睛。其中尤以英国与日本最为关注，而且媒体上开始出现指责英国偏袒满清、歧视临时政府、趁机要挟的文章，而日本政府暗中指使泰平组合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向清政府提供二百七十余万日元的武器弹药的事情也被捅了出来。
而临时政府正式宣布西康和海南建省，任命赵尔丰为西康省卫戍司令，设首府为雅安，并承诺从云南、四川调拔人员物资给予支援。而赵尔丰欣然领命后，稳定了军心，将司令部设在打箭炉（康定），威慑西藏。
说起历史上有“赵屠户”之称的赵尔丰，其实拥有一段无比光荣的个人英雄历史。而其“赵屠户”之名，乃是一九零四年封溪（今古蔺县）哥老会暴乱，他捕杀当地匪人三千多，时人称之为“赵屠户”。那时的“屠户”称谓，不一定全是贬义。乱世用重典，不能杀人，不会杀人，肯定当不得好官。但杀人过多，乱杀人，最终自己也要被杀。
而临时政府和陈文强看重的是，赵尔丰自一九零五年起，在川藏边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的丰富经验。而且，赵尔丰于一九零八年率兵入藏，在川藏边地恩威并施，当时广受康巴人（又称嘉戎藏族或白马藏族）欢迎。又屡屡击败由英帝国主义者操纵的西藏叛匪，大行改土归流，极大促进了川藏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但藏＃独分子提起赵尔丰，却无不咬牙切齿，不停地“控诉”他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人是多么多么的残忍。
革命大爆发后，驻扎于打箭炉的赵尔丰局促于四川革命军与西藏叛军之间，进退失据，所部有星散之势，突然绝处逢生，得到了临时政府伸出的橄榄枝，哪有不紧紧抓住的道理。
在与临时政府派出的使者谈妥条件后，立刻向临时政府建议进兵西藏。理由是西藏的喇嘛政权曾在上奏清廷时，狂妄提出要求，要求清廷按照先前吐蕃在唐朝的疆址，给他们划出个“大西藏”来。这种俨然自居敌国的猖獗，让临时政府抓住了把柄。指斥西藏喇嘛政权的同时，开始调集滇西的兵力，准备入藏作战。
朱尔典没想到临时政府会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而且应对措施极为巧妙，几乎没费什么力，便利用熟悉当地情况的赵屠户对藏区造成了一种威压，并可能使英国对西藏的渗透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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