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史演义记载：穆宗既葬宪宗，益事游畋，趁着秋凉天气，带了后宫佳丽，游鱼澡宫，浚池竞渡，赐与无节。且欲开重阳大宴，拾遗李珏，与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虽陛下俯从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丧，礼不可紊，合宴内廷，究应从缓为宜。”穆宗不听。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丰腆，足足畅饮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阁，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略谓：“陛下宴乐过多，游幸无度，日夕与近习倡优，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赏赐，亦当从节。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然内藏有余，总望陛下爱惜，留备急需！”穆宗自践位后，久不闻阁中论事，此次忽闻阁议，便问宰相道：“此辈何人？”宰相等答是谏官。穆宗乃令宰相传语道：“当如卿言。”宰相传谕毕，相率称贺。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过表面敷衍，何曾肯实心改过？尝语给事中丁公著道：“闻外间人多宴乐，想是民和年丰，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怀。”公著道：“这非佳事，恐渐劳圣虑。”穆宗惊问何因？公著道：“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猱杂子女，照此过去，百职皆废，陛下能无忧劳么？愿少加禁止，庶足为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迁延了事。
不久，已是仲冬，唐穆宗又要出幸华清宫。此时韩弘已罢，令狐楚亦因掊克免相，累贬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与萧段文昌，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御驾出巡，臣等应设扈从，乞赐面对。穆宗并不御殿，也无复音。谏官等又俯伏门下，自午至暮，仍然没有音响，不得已陆续散归，约俟翌晨再谏。不料次日进谒，探得宫中消息，车驾已从复道出城，往华清宫，只公主驸马及中尉神策六军使，率禁兵千余人，扈从而去，群臣统皆叹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闻车驾已经还宫，大众才安心退回。
可见，“罪己”对相当一些帝王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大臣们“逼迫”的结果；所以能帮皇帝写好一份罪己诏不算是什么本事，但写好却又不被皇帝秋后算账的，这才是真本事，基于这一点，范文巧先是自己草拟了罪己诏，随后让满朝文武百官提出了修改意见，不管是好的坏的，都算是参与了，并亲自留了一份官员的名单，如此一来，就算皇帝将来要怪罪，也不能怪在自己一个人的头上。
除了这点小心眼外，整个诏书还是写得了应有的水平，第二日一早有当值的太监送到了黎利的龙案上。
对于这份开天辟地的罪己诏，黎利自是十分的重视，当下迫不及待的打了开来，只见上面写道：“诏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大明本属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兹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余以青衣从事，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为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过，淬励将来，上下交修，用回天意，总督总理，遍告行间，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约联络，合围大举，直捣中坚，力歼劲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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