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很快，渐渐的九月一晃而过，进入十月，从九月中旬的省府乡试之后，广州城内科举的气氛没有降下去，反而更加浓厚起来。
隆武二年，依然是风起云涌，不断变化的一年，朝廷迁往广州之后，因为闽中之变，造成南明内部的巨大震荡，逐渐稳定下来。
隆武帝有南阳旧人何腾蛟，江西万元吉，以及王彦，三大督抚的支持，实力远强于鲁、桂二藩。
虽说前往肇庆的使者传回消息，桂王果然没有退位桂藩，并且从新迁入桂林，但无论桂藩还是鲁藩，都表示会派遣使者，来广州商议南明今后的时局发展，以及决定皇帝与两位监国之间的关系。
王彦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类，依然每日忙的不可开交，原本许诺许嫣嫣，等父母一到，便与她行礼，结果也因为朝廷之事，始终无法办理。
此时在行宫之中，隆武皇帝与王彦等大臣，依然再进行激烈的商议，而问题的根本，还是老问题，朝廷没钱。
南明现在的祸根，是从太祖时就埋了下来，太祖出身寒门，在农民起义中起家，最后做了皇帝，开创了大明基业，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他的治国方略。
大明在农商之间的态度，以及万历以来皇帝廷杖朝臣越发厉害，使得文官与皇帝离心离德，间接又造成了士绅对于朝廷的漠不关心，也就决定了现在朝廷财政的窘迫。
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商贾虽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
一些商人通过与读书人联姻，资助读书人，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贿赂官僚，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使得万历以来，官商勾结已成常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大明的俸禄，少得可怜，基本无法满足官员的开销，大商贾为了在朝廷获得代言人，官僚阶层为了能够获得利益，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大明内部，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形成一大势力，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又是一大势力。
此两股势力的形成，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反对征收商税，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反对开海。
至于晋商，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但山西一地，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暗通蒙古满洲，背叛大明，支持外族入主中原。
崇祯末年，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
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加税，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朝中西北的官员少，自然争不过东林，使朝廷无法开源，只能再加征农税。
明朝的情况，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
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陛下，眼下的情况，在加农税，无疑重蹈覆辙，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
王彦说完，新入阁的顾元镜，便反对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来，商税历来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税，只能是与民夺利，失去民心。”
王彦入之粤后，顾元镜被边'缘化，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本来已经失势，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站在了拥唐派一边，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
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反对加税之举。
这近一个月来，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联络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渐清晰起来。
江南士绅与东林党的短视，结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躏，经济民生凋敝，少交了十多年的税，但最后不仅什么便宜没站到，反而家产被清兵抢了个精光。
开明的商贾和士绅对此肯定必须反思，从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王彦便准备乘虚而入，他虽然主张加税，但本质却是为了商业更为长久良性的发展。
在他的改革之下，开明的商人和士绅自然会集结到他的身后，但那些一心只顾自身利益，贪得无厌，不想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绅，也要被无情的铲除。
顾元镜说完，王彦从官袍之中，拿出一本奏折出来，呈给隆武帝道：“陛下，这是天地会密探抄录的清廷江南总督逆贼洪承畴，写给虏首多尔衮的一份建议平定天下的奏报，其中有一条，令臣大为恐惧，洪逆建议虏酋，削除大明宗室禄田，将大明宗藩的土地，赐给耕种之民，以此来收拢民心。此前北虏已有减轻赋税，按着万历年间的标准来征田税的政令，现在又用土地来收买人心，陛下，诸位臣公，我朝再加田税，才是人心丧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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