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述民虽然已锒铛入狱，但他的名声摆在那里，人们打心里还留着几分敬畏和佩服。作为宋述民的儿子，即便宋维扬还只是个学生，债主们依然下意识的就生出莫名信任感。
这是一个相信奇迹的年代，社会上暴富的新闻层出不穷。
或许，宋家真能翻身呢？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想，比如罐头厂的工人。
这些工人的工资并不高，只被积欠了几个月薪水，拢共加起来也就每人一两千块钱。
“别说那么多，把工资先给我们结了！”工人们嚷嚷道。
之前是微笑许诺，现在直接变成威胁，宋维扬眯眼冷笑道：“不给我机会是吧？那咱们就鱼死网破，我明天就去申请破产，拍卖工厂的固定资产还债。按照法律规定，首先该还的是银行贷款，接着才是欠你们那三百万！这些钱是按比例偿还的，普通工人最多能分到十几块钱工资！而且，到了那个时候，宋家就能合理避债，你们再来讨债就是违法的！”
工人们瞬间傻眼，他们都不知道还能这么玩，更不知道工人工资优先于社会债务——当然，银行贷款更优先，这点宋维扬没有骗人。
虽然中国在80年代就有了《破产法》，但到90年代初才允许私营企业破产，现在都还没有流行起来，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根本不同意私企破产。
以至于，上辈子宋家居然没想过申请破产。直到宋大哥死后半年，法院和银行才联手清盘搞拍卖，结果地皮和机器居然流拍，闲置十年才有地产商买下来搞开发。
先是承诺讲道理，接着又是活生生的威胁，这些讨债者终于被宋维扬“说服”了。
他们是真怕宋家玩破产把戏啊！
“好，我们就信你一回！”债务最多的玻璃器皿厂讨债者突然表态，罐头厂欠了他们整整80多万，强逼也不可能拿足货款。
“明智的选择！”宋维扬微笑道。
他必须笑出来，让人相信他有能力还钱，父亲入狱的悲伤只能暂时放到一边。
这些人也没要宋维扬写什么保证书，带着复杂的心情各自散去，三三两两，议论纷纷。
郭晓兰看了一眼还没走的记者群众，低声道：“我们也回去。”
……
一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口口声声说自己能半年赚到几百万，换成谁都不会相信。
那些讨债者不相信，他们只是被破产威胁给吓住了，害怕到时候一分钱都拿不到——在90年代中期，中国突然刮起一阵破产潮，大部分都在玩“假破产，真逃债”的把戏。
宋维扬的家人也不相信，回到家里后，母亲和大哥皱眉枯坐，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快速弄钱的办法。
“哥，罐头厂还能开工吗？”宋维扬问。
宋其志郁闷道：“还开什么工？仓库都堆满了。我这两个月一直在跑市场，广告费砸下去好几十万，但厂里的罐头根本就卖不出去。”
宋维扬开始帮大哥整理思路：“哥，你有没有想过，咱家的罐头为什么卖不出去？”
宋其志说：“以前送礼，都送麦乳精和罐头。现在送礼，改送保健品了，罐头只有少部分农民才拿来当礼品。还有啊，我听说欧美联手对中国罐头反倾销，那些罐头大企业没法外销，就在国内搞降价竞争圈地盘，中小型罐头厂被逼得只能等死。”
宋维扬分析道：“也就是说，竞争压力在增大，而市场规模却在减小。”
“所以没辙！”宋其志摊手道。
宋维扬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更改罐头产品的定位？我们不把罐头当礼品卖，而是日常消费品。”
“没用的，”宋其志连连摇头，“谁买罐头吃着玩啊？有那点闲钱，还不如买饮料，买饼干和糖果。”
宋维扬又说：“我们可以……”
“别说了，”宋其志不想再讨论，“罐头厂是肯定没救的，不止是咱家的厂子，整个中国的罐头厂都这样。小弟，我知道你想帮家里，但很多东西你不懂。你还是安心读书吧，明年考个好大学，毕业了去大城市进外企上班，那样才能活得体面。”
宋维扬还想再说，但大哥已经和母亲商量对策去了，家里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能力。
讨论一阵，母亲开始疯狂打电话：
“喂，我找杨厂长……我是嘉丰酒业的郭晓兰……杨厂长不在啊……那好，我回头再打过来。”
“喂，张行长，我是郭晓兰……你要开会啊……那行，改天再说。”
“喂，李经理……”
郭晓兰一口气打了十多个电话，都是以前关系较近的朋友，结果很明显，一分钱没有借到。
大嫂蔡芳华已经带着儿子从医院回来，她说：“要不我回娘家问问？”
郭晓兰摇头道：“亲家公做派端正，他估计也没存几个钱。”
蔡芳华的父亲以前也是国企厂长，但三年前就退休了，娘家只剩个哥哥在档案局的清水衙门做事。
宋大哥抽着烟，无奈道：“干脆申请破产吧。”
母亲有些意动，担忧道：“就怕政府不批准，咱们市还没有私企破产的先例。”
宋大哥说：“虽然人走茶凉，但爸的面子还留着几分。活动活动关系，申请破产应该不难。”
母亲拍板道：“我明天就去找领导！”
宋维扬没有再说话，任他说破了天，家人也不会相信他真有那本事。他唯一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破产的办法，至少给母亲和哥哥留下一条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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