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派普净等一些僧人给那些没有资格被汉化而只能给汉人修路筑城的羯人、匈奴人、鲜卑人讲经诵法宣扬佛教,半年后,那四十多万原本桀骜不驯时时想着反叛的胡人都信奉了佛教,都觉得现在受的苦是上辈子他们做过的恶所应该受到的惩罚,都心甘情愿地修路筑城,做着汉人不愿意做的一切繁重劳役。
那些信奉了佛教的胡人情绪都非常平和,逆来顺受的气质让吕布看了分外开心,同时也异常警惕,警告普净等僧人不得给汉人传扬佛教。
吕布下了密令,所有给汉人诵佛的僧人一律处死,所有信奉佛教的汉人都被贬斥为胡人,吕布认为那些信仰了天竺胡人教派的汉人,背弃了汉人根本的祖先崇拜信仰,属于数典忘祖,理该被取消汉籍。
在随后的日子里,普净等僧人不但继续给胡人宣扬佛教,还在胡人里面发展僧人,继续给那些拒绝汉化或没资格被汉化的胡人传扬佛教,普净等人自然认为释迦牟尼那一套毫无瑕疵,根本没意识到佛教消极之处,他们只看到那些本来杀掠成性的胡人在他们这些僧人的感召下放下屠刀了,都成了清心寡欲逆来顺受的现世佛了,大受鼓舞,他们都非常感谢吕布给他们指点迷津,让他们突破了佛教东来一直不得发展的禁锢。
虽然普净等僧人帮助吕布在愚化胡人上立下了大功,吕布却只给他们一些金银的赏赐。只给他们在那些胡人聚集区设立狭小的僧庙,从来不会拨给他们僧田,更不会在那些名山大川风景秀美处脑残地给他们修建名刹。也绝对不会让他们蓄养僧兵,因为吕布知道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失控发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动乱时期,杂胡政权解除汉人政权的禁令。强迫汉人信仰佛教,用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他们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寺院放肆扩展,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广阔的僧田。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或半**的佛国或佛刹,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两百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又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占据了大量的良田。
吕布知道,在张角太平道暴乱失败之后,道教遭受官府强烈抑制,也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动因,吕布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极思想,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治本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宗教,来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为大汉的国教。
吕布在此之前曾做过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每天让各级参军对各级将士做宣讲会,做频繁的思想指导,但吕布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因为他发现,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队中央军差距还很远。
究竟中央军这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吕布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教,但邪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吕布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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