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权证，一亩一证。
每证特许权的年限，最低三年，最高三十年。共四阶：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同的特准种类、每证、每阶，作价不一。
作价是经过一番演算的。
譬如，种植棉花一亩的特许经营权证，作价：三年期限的，0.5；十年期限的，1.5两；二十年期限的，3两；三十年期限的4.5两。
这价格，相对于种棉亩产的价值（约4.8两，见第110章）是极低极低的，0.5两佃户家咬咬牙都能拿出来。
原先就种棉花，而没有特许权证的，需要补办！
这一数据，约有40万亩；占比总耕地面积约0.73%；总产量约812万多斤；人均0.7斤多点；供给财政收入约6.4万两（原1/30标准下）。
按照最低三年期限，也能增收20万两，年均6.66万两，相当于针对他们税率x2了。
初步全面推行，制定的计划，依旧谨慎、保守，有个约6%的增长率就可以了。
先做做看，看看反应再说！
新增种植棉花面积2.5万亩，朝廷根据各路人口耕地等因素，调控一番，把额度分配下去，地方再在郡县进行分配。平均一县只有约176亩。
怎么分配？
一分为二。
一半上户，一半下户。
想买的，报名、抓阄，一切看天命，获得参与购买权！
之后，谁先买呢？
仍旧一切看天命！
抓阄选先后！
每户上限十亩。
谁先谁先得！
名额极其有限！
上户数量少，但是拥有一半的份额！
下户数量大，却也只有一半的份额！
这当然对上户更有利；但也照顾到了下户。
这点亩数，对一般地主、小民自耕农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对于大官僚地主来说，动不动数万亩、数千亩耕地，这点儿的亩数，还不够他们一家吃的呢！
由此，也可见全面推行的谨慎。
不仅刘玄对此谨慎无比。
曹琳被新政绑架了，虽只其中有暴利，但也胆颤心惊，生怕出问题。因为一旦出问题，暴雷，责任就在他身上了，就是他背锅了！
一旦背锅问责问罪，权力失却，有再多的土地、钱银，又有什么用？
权力，才是根本！
圣眷，才是根本呀！
所以，对于皇帝谨慎的态度，他不是反对，而是感受到了体恤，大松了口气。
通过谨慎的推行，就算出问题，问题微小，足以应对。
并且，在这过程中，也能摸索出一套模式出来。
将来再扩大规模，也有了经验，可以“抄作业”，做到心中有数。
最重要的是，这也不是一拍脑袋，大规模种植就可以的！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棉花生产只是一个环节。
生产出来之后，还得进行加工，这涉及到了加工能力！
一下子爆产，而加工端无力进行加工，就会产生[生产过剩]危机。
即便生产端能力足够。
生产出来之后呢？
需要仓库堆放！
需要运输！
需要销售！
仓储、运输、销售端能力没有与时俱进的跟上，也会爆出大雷来！
整个产业链，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存的！
不能拍脑子，必需谨慎！
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里。
今年大蒜价格高，于是利令智昏，一拥而上，烧钱投资，投入生产，结果产量暴增，相对生产过剩了。
不但导致价格暴跌、还因为产业链的下游无力消化这么多产量，只能烂地里了。
投资的钱，全亏了。
市场经济中的浪费，由此可见。
哪怕棉花增产了6%，这也会对市场产生影响，需要生产端也提高相应的加工能力，抹平这个影响！
为了保证棉农利益，朝廷还采取了包销制度！
在棉农与加工端之间，还需商人做纽带，将棉花从棉农手里购买过来，再运输卖给加工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
如上的分配种植棉花田亩的模式中，好处是相对的公允，不让上户吃独食。
但是也有坏处。
棉户相对的更加分散。
商人到多个的分散的地方去购买、集中，这个过程成本会变大！
所以，需要朝廷参与到其中去。
朝廷拥有遍及全国的组织构架。在这套构架中，历朝历代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冗官冗员。
炎国也不例外。
既然冗官冗员，那么，与其以裁撤的办法做节流改革，不如给他们找工作，将他们利用起来，去创造价值。
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把棉农手里的棉花，集中到衙门，再由衙门去与商人、加工端链接。
中间的成本，由财政支出，反正他们的薪俸也是要发的。
原材料增产6%，加工端能力自然也要增加，这点儿的幅度，还是容易承受的。
实际上，棉农生产出棉花，有的自己就消化掉了，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女织”就要消化部分，这属于家庭自产自足经济。
这种经济模式，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崩溃掉。
因为，工商业发展势必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当家庭自产的成本，远远的大于受雇佣所得的时候，家庭自产在经济上就不合算。利益推动之下，劳动力就会走向受雇佣的方向。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已然出现苗头了！
当今最高级的花楼织机的效率，是一般家庭织机的六十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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