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皇帝，李嗣源能把这么小的小事放在心里，说明他是惦念着老百姓的，能为这些苦哈哈们做一点好事就做一点。
能作小事，肯定更能做大事。
这些大事都是硬货，也很具体，可以称之为操作细则。
各地军队就近补给，节省远途运粮消耗；
免除百姓夏、秋两季的赋税；
节度使、防御使一年之中只能在元旦、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四个节日接受贡奉，但不得聚敛百姓，违者严查；
刺史以下不得接受贡奉；
选人用人文书不得涂改，遇有涂改情况，着重审查，有违规者严肃处理；
…………
类似的规矩还有很多，除了这些之外，李嗣源把之前大唐的典章制度去粗存精，延续了下来，制定了一整套行政制度。
制度制定好了就要选人用人，选人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子上去。
这次被重用的人是郑珏、任圜。
郑珏有文才，任圜是干才，两个人都被任命为宰相。
而任圜更进一步，专判三司，主管国家财政。
这是一个繁忙的工作岗位，容易让人呕心沥血，需要有大责任心的人来担当。
任圜正是这样的人。他上任以后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一年之间就使国家府库充实，军民安定，朝纲粗立。
牛人啊！国之干城是也！
然后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李嗣源是个文盲，文盲就文盲呗，之前是战场冲杀的猛将，目不识丁也就算了。
现在做了皇帝，你要看诏书、决事情啊，不认识字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李嗣源想了个办法，自己不是不认字吗，让认字的人来读！
但这个人不能是一般人，必须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来涉及军国大事，不能不慎重；二来自己身为皇帝，还真丢不起那个人。
他又不能去亲信宦官和伶人，后宫干政的路子也被他给封死了，选来选去只剩下朝中大臣。
而大臣之中最受宠信的就是安重诲。
没得选，就他了！
于是乎，安重诲平日里又多了一项工作——为皇帝读奏疏。
时间没过多久，问题出来了。
安重诲在学识方面虽然比李嗣源强点儿，但也强不到哪里去，如果说皇帝是文盲，他也就是个小学文化水平，奏疏里那些之乎者也的文字他也认不全。
这可咋办，皇帝和头号大臣都是这种水平，真是千古奇闻了。
这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多年乱世，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读书人现在是稀缺物种。
没办法了，皇帝不识字，安重诲老是识白字，那就只能再找别人了。
安重诲向李嗣源进谏：
“老臣我以忠实之心侍奉陛下，得掌机要，到如今也只是粗略地通晓事务罢了（先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开脱）。像那些古今惯例、文字事务，都不是臣下能应付得来的。为今之计，应该效仿前朝侍讲、侍读，近代的崇政院、枢密院故事，遴选文学之臣来以备应对。”
说白了就是甩包袱，这事儿我老安做不来，你赶快选那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来干！
于是乎后唐明宗时期设置了端明殿学士职位，首次入选的就是翰林院学士冯道、赵凤。
这就有点后世内阁大学士的雏形了，不过现在的端明殿学士职权并不重，跟明朝的内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些人还是可以给皇帝提提意见，指导一下治国理政方针的。
特别是那个冯道，作为唯一一位能够贯穿五代的朝廷重臣，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过从庄宗李存勖开始到后周世宗柴荣之间的十位皇帝，期间一直位列三公、三师之位，简直就是典型的官场不倒翁。
古中国的人臣推崇“从一而终”，这跟对女子的贞洁要求是相通的，在守节这一方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有洁癖的。
这个洁癖还是群体性症状。
你看看人家张宪、元行钦，李存勖一死，人家跟着就死了，这就叫从一而终，人臣典范呐。
再看看你冯道，死皮赖脸地侍奉了十位皇帝，你那厚脸皮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后世文臣对冯道基本上都是众口一词的谩骂之声。
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厉害，斥责其为“奸臣之尤”。
可见大家对他是多么地痛恨、不齿！
没办法，谁让你不守臣节呢，谁让你该死的时候不去死呢，这能怪谁？
我们说过，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活出境界，活出意义才是真水平。
你为君而死，张扬士大夫阶层的正气，值得点赞。
我忍辱而生，为世人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同样也要点赞。
慷慨赴死易，忍辱负重难！
虽然冯道未必会忍辱负重（一直身在高位，被人骂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但他确实为朝廷、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儿。
他在位期间提携贤良，善待百姓，在政局不稳，换皇帝如同走马灯似的五代，拼尽一己之力维护了朝政的稳定，功莫大焉！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士人的眼睛虽然往往有点斜视，但你做的事情多了，他们也不得不正视你。
于是乎五代时期对冯道有这样一种评价：
“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对于冯道来讲，士人阶层的口碑那是最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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