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勤、殷士谵等人也意识到了，只不过他们或还有顾虑，或认为整顿吏治只是其一，消除弊政才是当务之急。
至于张居正，他和高拱类似，意识到吏治问题，不过或许因为看到许多弊政的原因，他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张居正此时的思想和高拱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高拱坚持要严刑峻法的方式进行打击，杜绝官员贪腐，而张居正则深知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想要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解决此事，这或许就是后世他弄出“考成法”的缘故。
至于消除弊端，张居正此前认识到最大的弊政还是官府征收赋役的复杂，甚至许多官吏自己都搞不清楚按国法该怎么收，完全就是想当然的向百姓收取。
在和魏广德讨论中，魏广德也渐渐意识到，张居正其实只是想要找出一套浅显易懂的征缴方式，让官府知道该收多少，让缴税百姓知道该缴多少，而不是听下面的吏员说要收多少。
只是，到现在为止，他和张居正只想到合并量化赋役，却始终未找到如何收取，因为此时大明朝南北各地，实行钱币和实物征缴，还有徭役，实在难以找到统一的办法解决。
想到当初张居正说的，“百姓苦徭役”，魏广德是深有同感。
实际上，逼迫大明百姓破家的，很多不是赋税而是徭役。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不是魏广德不知道改革大明征税模式，直接把过去实物和货币，劳务统一调整为白银征收这样的方式，实在是现在的大明朝，别说白银，就连铜钱其实都缺。
想想当初，他舅舅和父亲一番操作下来，把九江卫在明初发下来的铜炮换成铁炮，搞到的铜料都直接铸钱就可想而知。
官府都没有足够的铜料铸钱，此时民间流通的货币会是什么货色。
至于白银，那更是紧缺，平常要讨几百几千两没问题，可要变成收税那就是另一回事。
大明朝现在每年征收的税金大约是三百万两，其中不少是铜钱，白银只是为了押解方便而换的，可不是朝廷认可的货币，属于贵金属的范畴。
蒙元时期，白银曾被官府作为货币征收使用过，可是在大明不是。
魏广德想了很多，思想不自觉就飘了。
不过这一切看在裕王眼中，那就是魏广德在思考，在深思熟虑，所以他很安静的坐在一边等待着。
明军军力的衰败不是一朝两朝的事儿，虽然都说英宗在土木堡败光了明军精锐，可真实情况是在此之前，明军军力已经不断下滑。
在被包围在土木堡之前，英宗派出几路兵马，特别是京营的骑兵，在和瓦剌交战中都吃了败仗，才不得已收缩兵力聚在一起，最后被人一锅端。
而到了现在，大明边镇的情况就更糟糕。
大明空有百万大军，却都分散驻守在边堡中，各堡城战兵多则千余，少则百人，而当初设计的一处遇袭周边军堡大军起出支援的战法，却已经打不起来。
到最后，往往边堡被毁，人口和资源被鞑子掠夺一空，扬长而去。
而在大明朝这边，则会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指责。
总督、巡抚有无责任，总兵、镇守有无责任？
稍微闹得厉害些，就变成文武之争，如嘉靖皇帝这样玩弄朝臣于股掌之间的帝王都对此束手无策。
这就是大明朝现状，有点边镇战败则各方相互推诿责任，设置怎么多官职本意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是最后却变成这样，找不到一个该处置，该负责之人。
最后，往往就是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挑出几个倒霉蛋顶缸，罢官去职了事。
不过这些涉及吏治，不管惩办的是文官还是武将，其实背后都有很复杂的背景，而见效最快的办法，无非就是“选将”和“练兵”。
大明现在的边将，和后世大多数人理解的不同，并非都是酒囊饭袋，许多其实都是敢打敢战的将官，毕竟都是出自将门，常年都在北方混迹，这点血气还是有的。
只是，魏广德深知这些人的顾忌也是颇多，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死在战场上会得到抚恤，可要是败逃回来，则往往会成为上官推卸责任的替罪羊。
统兵将官，在战场上，受伤难免，可战死的也是不多。
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将官，特别是年长将官逐渐养成了畏战的习惯，总是在开战前想法设法寻找避战理由。
其实他们领着朝廷的兵，哪有什么保存实力的必要，只不过是不想被当做替罪羊丢出去。
这时代可没有手机、电台这样的通讯工具，只能靠传令兵四处传令，落后的通讯方式让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未接到军令不敢贸然行事。
于是，本该四方声援的战事逐渐演变成困兽之斗，鞑子围攻明军边堡，周边明军则隔岸观火，美其名曰等待命令。
裕王已经等了很久了，虽然此时他脸上并无不耐的神情，魏广德也知道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今天还是得给出一些说法来才行。
“殿下，其实要解决边患法子很多，可要真正根除，唯有自身强大起来。”
魏广德这时候简单整理下思绪，看着裕王侃侃而谈道：“我大明建国之初，军力何等强盛，北逐蒙元，恢复中华.....”
魏广德并没有直接说选将和练兵的话，而是先说明军的光辉历程，虽然有给自家脸上贴金的意思，不过这也是魏广德发觉裕王的一个喜好，那就是吹吹老朱家过往的丰功伟绩，往往会让裕王欣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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