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在雪地里走了一整夜。有好几次，他一头跌入积雪里，又挣扎爬起来，冰碴灌进他的衣领，把布料和脆弱皮肤冻在一起，哪怕是最轻盈的碰触也会带来刺骨的疼痛。
他凭着本能向前走着，麻木的脸颊上已经呈现出亡者般的青灰色。
他渴望死亡。
那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阿列克谢想，轻轻的闭上眼睛，就这样沉溺在积雪柔软的拥抱中，只需要一眨眼的瞬间，它就会带着仁慈的安宁降临到他的身上。
但是他做不到，他还要拼了命的活下去，直到榨干自己最后的一点意识。自杀是对命运的屈服，他可以绝望，可以痛苦，可以忍受生命里一切不公与憎恶的东西，却绝不允许自己跪到命运这个疯女人的脚下。他知道她想要什么，他知道她只喜欢聆听那些求饶的哀嚎，他不会让她的诡计得逞。
阿列克谢抓起了一把雪，努力的搓揉着露在衣服外的皮肤。他不能以死亡来轻贱自己。他已经一无所有，如果再失去了这仅存的一点卑微的尊严，他还有什么可以被称作人的资格？他要活下去，背负着卡夏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他还要去美国，带着冬兵的自由一起去美国。
接近黎明的时候，筋疲力尽的阿列克谢闯进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和许多西伯利亚的村落一样，这里的文明进程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末，他借宿的家庭，除了两盏光线微弱的电灯，没有任何现代化物品的痕迹。
女主人拿毛毯把这个几乎冻僵了的青年裹成了一个茧子，男主人又给他灌了半瓶伏特加，他们不敢给他烤火，怕冷热的交替把他的血管撑爆。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脸颊才逐渐有了血色，但是马上又发起了高热。
因为缺少药品，阿列克谢的体温一直降不下去。他在噩梦与幻想中挣扎了两个昼夜，嘴唇干裂到出血，体温热的烫手，反反复复的浑身抽搐。有的时候，他的喉咙里咕哝着支离破碎的声音，女主人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试图弄清楚他想表达什么，可是那声音实在模糊到令人听着难受。
大概是上帝认为受的苦难还不够偿还他犯下的罪，就在他们以为他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奇迹般的好转了。后来有几个穿着军大衣的特工来村子里搜查犯人，这两个淳朴的乡下人出乎意料的把他藏在了自家的阁楼里，村子里其他的居民也没有透露他的消息，他们仿佛商量好了似得说着谎话。特工们没想到这些憨傻的老实人会有胆子欺骗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女主人跑到阁楼上的时候，牙齿还害怕的打着颤。
“这儿过去是个劳改营，”她一边哆嗦的把热水袋往阿列克谢的毛毯里塞，一边激动的说，“我们都是犯人的后代。那群该死的秘密警察，全是斯大林养的狗！”
金发的青年直愣愣的望着那张红通通的面孔。她叫喀秋莎，三十多岁了，身上裹着一条脏兮兮的围裙，头发盘的乱七八糟。和大部分的乡下人一样，皮肤又干又粗糙，身材肿胖，一点也不漂亮。他很想告诉她，现在已经不是斯大林当政的时期了，而且和他们这些被大清洗连累的人不同，他确实犯了罪。他这样想着，张了张嘴巴，结果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单方面的沉默持续了良久。女主人坐在床沿上，絮絮叨叨的说起父辈的悲剧，他就在她的讲述里撑起身子，倚着窗户向外看。雪地上只剩下两道汽车留下的轮胎印子，深深浅浅的，一直延续到他看不见的远方。
“没有一点变化。”他自言自语的说。
“什么？”她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变化。”
“能有什么变化呢？”她用围裙擦着鼻子，说出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来，“能进步的人都到这里来了，然后就有了我们，一群连书都没读过的乡巴佬。”
阿列克谢默默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修长白皙的手指长得和他的脸蛋一样的漂亮。他把这双手转过来又转过去，就像一个闪着亮光的蝴蝶在半空中扑动。女主人的视线凝固在他的手结成的蝴蝶上，阿列克谢瞥了她一眼，她讪讪的笑着，把自己那双粗胖的生满冻疮的手塞进了围裙底下。
“孩子们，...想认字吗？”他突然问。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自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她盼望一个老师已经盼望了十几年。
阿列克谢就这样在村子里生活了下来。这儿一共有五个没成年的孩子，他的课堂设在村长家的客厅里，只要他开课，炉子就一准烧的热热的。有时候，大人也会过来听一听他讲的东西。他们不期待自己变成体面的文化人，能勉强读懂报纸上的内容，会算数就很知足了。
这里的生活平淡而真实。孩子们很活泼，只是因为没有基础，学得不快，不过足够努力。大人们从来不问过他过去的事情，春耕的时候，他们也拦着不让他下地干活。他吃着村里人省下来的面包和腌菜，女人们还给他做了几件新衣服。时间到了1964年的春天，他顶替了村长家小儿子的户籍。他们的年龄一样，他在去年末得破伤风死了，聪明的乡下人把他的身份按在了阿列克谢的头上。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了半天，决定全都改口叫他安托沙，现在他的处境更加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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