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主公似可考虑。”
邓舍想了会儿，却先不置可否，没有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问道：“秦汉的军爵制度，依你们两位的意见，似乎不错。但是我却有个疑问，为何后世历朝，不见有用之者？其中是否有什么弊端？”
“秦及西汉初，皆以攻城掠地多少，取敌首级若干，杀、俘敌人官员级别之高低作为记功的标准，分等授爵。其本意，是专为奖励军功。然，景帝之后，天下渐渐承平，授爵也因此而逐渐地开始流之轻、滥，常作为布恩以及筹措朝廷收入的手段，其奖励军功的本意也因此而逐渐地失去。爵位可用钱来买，自然失去了荣耀，从而导致无人重视。
“武帝为鼓励将士与匈奴作战，再次重赏军功。推出了十一级的武功爵。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也因为可以买卖，而且易得高爵。故此，与军功授爵的本意实则也是颇有背离。
“至东汉，则又恢复了二十等爵制。然而，东汉的爵位只限于将帅，普通的士卒，无由问津。即使获得低等的爵位，也无实惠。故此，其对军队的吸引力其实并不算大。有人评论说道：‘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爵而法也。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
“东汉末年，除原本的列侯、关内侯外，又增设许多虚封的侯爵。然而，亦因其不食租，毫无价值，受封者不得实惠，是以将士对此也是兴趣不大。综上而论，秦汉之封爵，本意不错，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能做到公道分明。因此，延续数百年后，渐泯然无闻。”
“本意不错，用之不当。”
“正是。今以臣观之，秦汉之爵本无错，主公自大可用之。唯在用的过程里，还是臣的那句话：‘需要从平’。《商君书》中有言道：‘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只要赏赐封爵纯以军法而论，不掺人主好恶的私情，则对于鼓励军功，凝聚士气，必然大有好处。”
“先生适才言道，东汉末年封爵，只有空名，没有实惠。是何意也？”
“东汉末年之封爵，便如曹魏之封爵。曹操废二十等爵、武功爵，定爵位九等，计有王、公、侯诸等。此外，又创立有名号侯、关中侯等诸般侯爵。名号侯者，以国内州县之名为侯爵之号。但是，却空有其名，无有封地、食邑。看似彰显了其荣，一旦轻、滥，则必泯然众人。恍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臣称之为‘只有空名，没有实惠’。”
“怎么给实惠？”
“秦之二十等爵，按爵级可获得田宅、奴仆、租税、官职、免除徭役，乃至恕免本人与亲属的罪罚等诸般之待遇。以民爵而论：士卒斩敌首一级，赏爵一级，免除全家的徭役、赋税。士卒斩敌军官一人，赏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平时，每个月，庶子需要在主人家中服劳役六天。战时，庶子随主出征服务。是可谓等级森严，封赏分明。
“有功则赏，不但有荣名，更有可得的实惠。以此行军，何敌不破？”“庶子”，就是等同农奴之类的。
洪继勋顿了顿，又道：“话说回来，主公之前对军中立功将士的封赏，虽未用秦汉之军爵制度，其实却本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凡立功之将士，主公多有将南韩、朝鲜的土地赏赐与之，不但酬劳了功勋，更有助王化地方。天下有识之士，所见略同。主公英明神武、天纵之资。臣深表钦服。”
真是难得。洪继勋从来不拍马屁的人，破天荒居然也随手给邓舍戴了个高帽子。猛地一下，邓舍倒是很有些不适应。他笑了笑，又问道：“民爵可按此赏，官爵又该如何赏赐？”
“秦制，七级以下为民，七级以上为官。公大夫是为第七级爵，也是最低的官爵。自此级爵位以上，可与县令抗礼。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公乘者，非临战，可得以乘坐公车。九级五大夫，得爵五大夫者，可食邑三百户。至二十级列侯，金印紫绶，上通天子，食邑多则可至万户。”
民爵与官爵的分界线还是很清晰的。民爵所得的利益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在经济上更多一点。官爵不但在经济上有实惠，在政治方面也有很高的优待。
邓舍现在控制的地盘，只有数省之地。若按照这个赏赐法，第九级就可食邑三百户，十个五大夫，就是三千户的食邑。若封赏过多，恐怕会大大不利行省财政的收入。他问道：“先生适才所言，以为秦爵二十等稍多。若以武帝十一级的武功爵来封赏，又该如何？”
“大致也是如此。可分高爵与低爵。高爵即为官爵，低爵即为民爵。
“士卒、百姓、吏员可得民爵，不可得官爵。唯将校、官员，才可授官爵。无论民爵与官爵，凡得爵位，即可获得相应的实惠奖励。功尤大者，不分官、民，可荫其一子。‘天有十日，人分十等。’不以出身论人之高低，单以军功为赏。虽爵位低等，有功则升。纵爵位高等，有过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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