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粮食来说，仓库检查、陈粮翻晒，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财物力的......
不过，这种做法，总归是违法的，若是过去，或许只能交给一些商贾，通过他们的渠道变卖，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东南操持此事的官僚们，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适的买家。
比如安东、高丽、日本三国，东南鱼米之乡，产自东南的精细米，在三国上层权贵阶级从来都供不应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对三国而言，这些基础的生存物资，都很稀缺。
而对那些官府来说，只要把东西装船、运走，出港之后，风险也就迅速降到最低，毕竟出了海的东西，基本查无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净即可......
于是，仅仅盗卖官储这一项，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条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官商吏都杀了不少，朝廷执法以及幕后权贵两方一齐动手，斩断了不少链条枝节，但链条背后究竟牵扯了多少人与利益，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可谓是震动东南，甚至广传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听了，震慑于朝廷严厉惩戒的同时，内心之中也难免生出一股异样：原来，还能这么干，还得是东南那些同僚会玩，自己那些盗卖国财、挪用公款、贪污自肥的手段，实在失之简单粗暴、吃相难看，钱生出来的钱才是聪明、安稳的富贵......
就像上海女教师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责、甚嚣尘上的同时，谁又能说得准，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羡慕那个男同学，把自己代入到“黄毛 学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开始发散思维，考虑如何借鉴东南之事，像闵粤这样的沿海地区，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结合本地形势了。
历史从来都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绝、消灭什么的。于皇帝刘文济而言，经历东南之事后，最大的总结教训只有一点，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还得加强，绝不能忽视罔顾这一点。除了吏部的考察培养，礼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扬传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銮驾又特地在淮南东道逗留许久，不是贪恋扬州的繁花似锦，而是一个字：盐。
大汉帝国的盐业中心在哪里，毫无疑问在淮南东道，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河北海盐、河东矿盐、西北青白盐、剑南井盐都有所发展，并且产量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但这些地方的盐矿业加起来，也只能勉强和淮东盐打个平手。
在淮东，有最密集的盐场、盐池，产量规模整个帝国无出其右；有最先进的制盐技术，各种新颖有效的验卤、结晶办法，各种提高生产率的工具与容器，打捞、保存、运输方面的优势，都是全国领先；还有基础庞大的经验丰富的盐民，在淮东沿海地区，得益于传统习惯，几乎每个农渔民，都有一手制盐的技术，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炼法，但都为淮东盐业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资源。
朝廷对淮东盐业也格外重视，在沿海州县盐场悉设盐监进行管理，又在杨州设立大监，进行总监、协调，“扬州总监”更是从三品的级别，只比扬州知府低一级。
到建隆元年，天下盐池（场）共出盐七百余万石，淮东盐就占其半，这可是差不多两亿斤食盐，这样产量与规模，是亘古未有。
朝廷通过制定盐法，对盐业实行严格控制，收获了丰富的税利，而淮东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础税收，仅靠盐利，日子就能过得十分滋润，何况其他农渔、水利、交通条件都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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