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政治传承上，就要显得广泛多了，血脉、亲戚关系，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师生、同学、同僚、同志乃至同乡，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
在广泛性与包容性上，这部分“新贵”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老贵与“新贵”之间，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作为皇帝的刘文济，显然是有所察觉，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
......
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追赠前宰臣、计相向敏中，厚赏其子孙，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时，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
起初得知丧报时，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遣人赴丧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除了实惠之外，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
实际上，向敏中之事，对刘文济而言，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他将迎来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开封城，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
楚王刘曙、越王刘晗、饶乐王刘昕、九江王刘晅、安东王刘文渊、安西王刘文泽、康居王刘文潜、北廷王刘文共、临海王刘文海、北齐王刘文瀚（齐王刘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鲁王刘文浚（鲁王刘暧长子，刘暧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刘文浣、西雍王刘堪（前雍王刘淳之子）、勾吴王刘文渝，连同燕王刘昭、许昌王刘曜在内，一共十六，已然会聚于开封城。
还有一个安南王刘继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后遣其长兄刘继元作为代表北上，参与此次大会。当然事实上则是，安南王室上层斗争激烈，王太后刘娥不敢擅离，更不敢让她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南王刘继丹”离开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与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构想相合，也是分割中、东方世界的大宗小国之代表，而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他们能够掀翻整个世界都不夸张。
上一次，诸王同坐、大小宗齐聚的情况，还在太宗时期，而共商国是，则要追溯到雍熙元年太宗初继位当年，而那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对于国家与个体来说，二十八年的时间，已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大变化。从当下宗王的构成来说，可以明显发现的是，世祖皇帝的皇子们，已经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几名年龄靠后者，除了挂着一个“皇叔”的名头，对比一些皇侄，就连年纪都没有优势，遑论国家发展了。
而除了物是人非，二十八年来，最根本的变化，大抵是宗藩关系之变化了，中央与封国之间、皇室大众与诸王小宗关系的淡化、离心，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对诸国掌控力的下降更是极为明显的趋势，伴随着的则是各国实力的逐渐增强，这是导致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到建隆三年，诸国如论国力，首屈一指，定是安西无疑，其次便是安东，这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也唯有这东西二国在早期得到了帝国几乎无节制的输血支持。
安西、安东之后，康居、北廷、饶乐紧随其后，从这个非官方排名的名次来看，如今这个世界还是大陆权时代，即便于大汉帝国而言，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但海外的那些封国，比之陆上封国，从实力上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当然，这份差距不只是中枢输血力度以及近几十年发展造成的，也跟当地此前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而南方封国，或者说海洋封国，在国力、实力的发展上能勉强跟上北方陆地封国地的，只有安南、林邑、临海三国。
然而，就是这三个已经基本掌握中南半岛的三国，论硬实力，真正能够比拟的，也只有饶乐国了。而即便作为北方最弱的饶乐国，真发起狠来，十万控弦之士或许夸张了，组织起五万骑兵是绰绰有余的。
而二十余年间，战争频繁的林邑、临海两国，在面对真腊、蒲甘国时，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也不过三万人。同时，至今真腊、蒲甘二国依旧横亘在二国面前，虽说日益式微，但也很难保证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实现消灭、吞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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