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十多年年，京畿道的治所是几经迁移，从一开始的洛阳，又曾短暂地迁驻开封，后被刘皇帝安排到郑州，时间最长，大概有十四年的时间。
开宝十三年，又被刘皇帝以郑州偏处京畿道北部，不利于对南面诸州的管理，再度迁移，把驻所迁至南面的许州，以便居中治理，持续至今。可以说，离大汉的政治中心，是越来越远。
当然，京畿道作为天下第一道的政治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过，毕竟“京畿”之名便直观地阐释着其政治意义。
只是，京畿道这个天下第一道，也并非如表面上那般风光，依制，洛阳、开封二府，也属于京畿道管辖之下。但制度归制度，实际情况差别却格外悬殊。
洛阳、开封二府的独立性与自主权都太强了，京畿道司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制约，当初治所同在京城，又碰到惠国公宋延渥这种背景强大的主官之时，尚且能够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但随着治所的迁徙，宋延渥的离任，几十年发展下来，京畿道司已经彻底无法对这两京府指手划脚了。
而二京府管辖之地加起来，占地面积接近京畿道一半，人口超过一半，至于经济水平更是远超，因此，排除这二府，那京畿道也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道治了，优势也就仅在把两京给“包围”了，更靠近权力中枢。
这些年来，朝野之间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便是宁肯为两京府尹，也不做京畿使君，可见京畿道的尴尬之处，虽然地位特殊，却也特殊不过二府尹。
但即便如此，每一任京畿道主官的任命，依旧牵动着上下人心，虽然平日里不乏调侃，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是所有人都认同且瞩目的。
近来，京畿道又换人了，由二度拜相的尚书令赵普提议，原因也很简单，为朝廷税改意志的贯彻落实，更好地推进发展，京畿道作为改革试点地区，需要一个更能领会上意、更有作为的主官，而赵普选中的人乃是淮西布政使潘佑。
潘佑乃是江南降臣，早年仕于李氏，为韩熙载所赏识，举荐于南唐中主李璟，当初既是南唐江北士人集团的一员，也是由韩熙载主持的那场江南改革中的一名坚定支持者。
只不过，那时的潘佑年轻，地位不高，韩熙载改革在江南勋贵、士族集团的反扑中宣告失败，南唐也没能逃脱被大汉一统的宿命，反倒是由大汉朝廷主导的对江南利益阶层的改（清）革（洗）中，韩熙载实现了他的政治主张，而潘佑在其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韩熙载死后遗奏中，还不忘举荐潘佑，说他专心致志，勇于任事。潘佑的仕途，由此更进一步，曾一度担任中书舍人，参与到朝廷中枢事务中。
不过，由于潘佑后来的一些政治主张，过于“复古”，虽有些道理，也能逻辑自洽，但不合实际，最终不为刘皇帝所纳。
再加上潘佑性格孤僻，人际关系处理极差，好针砭时事，得罪了不少人，又面貌极丑，为人所厌恶，而他虽出生于北方，但江南的出身，始终与朝廷北方出身的贵族、官僚们隔着一层，可以说是上下厌弃。
还是赵普初为相那些年，地位权势都不稳固，需要培植势力、网罗人才，不时地维护提携，方才使潘佑在朝中有立足之地。
不过，潘佑却颇为愤懑，觉得在朝中有志难伸，甚至对刘皇帝拒绝他的主张有所怨言，察觉到他那些危险的情绪，再加上潘佑的主动请求外放，赵普果断同意了。
在开宝十年那场波及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水中，潘佑先是接过濮州那团烂摊子，三年之后，调任汾州，后又续任鄜州、柳州、黄州，兜兜转转十几数年，仍在知州的职级上打转，丝毫不得进步。
显然，是遭到了一定打压的。当然，这其中潘佑个人的因素很重，这个人脾气太臭了，一点都不讲究人情世故，虽然一心做事，也喜欢就事论事，但就是不合群。
而潘佑孤傲的性格在其为政中也被放大了，政风刚猛，不懂缓和，不愿使用一些更聪明的手段，每到一任，除了与同僚搞不好关系，还往往会得罪一大批利益阶层，不管是勋贵子弟，还是地主豪强，乃至平民百姓，只要犯在他手里，就是一副六亲不认、依法论处的态度。
花花轿子人人抬，而潘佑一方面把抬轿子的人给排斥，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触动那些饕餮的利益，岂能得好。若不是这个人有些背景，也积累了一些资历，早就被打倒了。
这其中，不是没人针对过他，只是潘佑也确实洁身自好，又父母早亡，儿子早夭，女儿远嫁，亲戚也从不来往，女色也不近，贪财就更别说了，身上就仿佛罩着一个让人无法下嘴的龟壳。
至于构陷攀诬什么的，其中的政治风险太大，潘佑可是一个“光脚”的，以其性格，一点小事，能给你闹得比天大。
因此，十多年来，潘佑历任数州，当地官员士绅都是日夜盼着他日期结束，赶紧滚到，跟遇到瘟神一样。长此而往，潘佑成为了天下头一号的孤臣，而关键是，这个孤臣，也并不为刘皇帝所欣赏，潘佑的仕途际遇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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