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后，王小瑞的电话打了回来，我马上接了起来。
“问了，每个班主任那里只有自己班学生的花名册，要弄到其他班级的花名册，要么分别给其他每个班的班主任打电话要，要么问学校教务处的主任要，教务处那里存有所有学生的花名册。”王小瑞告诉我。
“第二小学三四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个班？”我问。为了保险，我准备连着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一起查了，因为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也有可能是九岁。
“每个年级十个班，算下来，要给三十个老师打电话，问题是，有些老师的花名册不一定在家里，好多是放在办公室的。”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起来，挨着给老师打电话，就太麻烦了，还不一定有效果。看来，只有想办法找到教务处主任了。
我给王小瑞说了我的想法，他说他会再给汪琴的班主任打电话，让她去帮着向教务处主任要花名册。同时，我还让他确证一下，除了汪琴，这个班上还有没有生日是2005年10月11日农历9月初9的学生，王小瑞说这事他刚才已经确认了，只有汪琴一人。
听到这个结果，我有些疑惑，既然这花名册只有班主任和教务处那里有，那么，其他人人是如何知道汪琴的生日的呢。汪琴的家里人知道，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是嫌犯。王小瑞说会让班主任再好好想想，看曾经有没有把花名册遗落在其他地方。
胖强是听见我打电话的，见我挂了电话，他也皱眉说着：“这嫌犯是如何精准地知道那些女童的生日的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直到我的手机再次响起。
王小瑞告诉我，那老师不愿意这么晚给教务处主任打电话，觉得显得不礼貌，担心主任对她有意见。我问王小瑞告诉她这事的严重性没有，王小瑞说提过两句，但那老师说现在学生都在家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听了这话，我恨不得要过电话号码来打过去骂她两句。可静下心来想，站在她的角度，她这么想的确无可厚非。首先，她并不知道案件的详情，想象不出这事情的紧迫性；二一个，作为下属，她在这个时候让教务处主任回到学校去翻花名册，是有点不妥；第三，对学校来说，现在学生都在家里，有父母陪着，是相对安全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真出了事，那也与学校无关，她自然不着急。
想到这些，我知道，即便再给那老师打电话，她也是不会同意的。王小瑞告诉我，他问了，那老师说花名册一直在她那里，没有遗失。
当我把电话内容告诉胖强时，他有些担心地说：“天童，你要不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能不能由单位出面，让校方提供一份学生的花名册。”
我想了一下，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拿过电话，给大熊打了过去。
大熊得知我的思路后，觉得很有道理，说会马上办理此事，让我耐心等着。有了他的这话，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虽然按杜建宇和王小瑞所说，儿童走失案是一类费力不讨好的案子，但这次大熊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从各个方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办案的，也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说起大熊，我这才想起了下午他给我的信封。我从衣服内包里拿出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来，胖强问我是什么东西。
我说是大熊给远洋父母拿的钱，说着，我打开口子，把里面的钱拿了出来。
“这小子，升了官，工资也涨了不少啊，出手这么大方！”大熊看着我拿出的一叠钱，不由得说道。
凭着钱的厚度，我估计了一下，应该是五千元。我仔细地数了一遍，却是六千，“六”这个数字，看来是寓意了大熊对远洋一家“一切顺利”的祈愿。
“还算他有良心，记得曾经是远洋的朋友。”见我数完钱，胖强说道。语气中颇有点为远洋打报不平的感觉。
“唉，其实话说回来，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不像我们把情谊看那么重而已。”
“师兄，我先睡觉了。”
是新生，他一直在客厅，看着我打电话，看着我与胖强分析案情，我们也没管他。我转头看见他那有点倦意的脸，想着，他一个小孩子，听着这些案子的事，一定觉得很无聊吧，这才打起了盹。
“恩，去吧。”胖强应着他。
新生进了卧室后，轻轻把门关了过来。
这个时候，大熊的电话打了过来，我充满期待地接起了电话。
然而，这一次，大熊并没有给我带来好消息。他告诉我，他刚才让大队值班人员，用大队的座机打去了第二小学门卫室，问到了他们值班校领导的电话，是一个副校长。然后，大队值班民警又给这副校长打了过去，讲明了这事，可那副校长竟然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马上回学校查找花名册，并说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会传真到我们大队。
“天童，这事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学校不买这个面子，我也不好再往上报。看样子，只有等明天上班再说了。”大熊的情绪也不是很高。
“那只有这样了，还是谢谢熊大。”我回着他。
“行，那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通知第一小学，等拿到花名册，找出剩下那些符合条件的女童，工作量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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