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叙战役”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场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场战役，以军的总目标是围歼库奈特拉省与德拉省的叙军主力，打开前往大马士革的大门，次要目的则是控制叙利亚南部与约旦北部地区，把以色列的战略防御纵深增加两百公里以上。
必须承认，以军的战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最初阶段，以军准备投入十二个装甲旅与二十四个步兵旅，随后增加到了十八个装甲旅与三十个步兵旅，前线总兵力超过二十四万，后方则动员了五十万预备队。空军方面，除了面向埃及的空中打击之外，以军动用了一千二百余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超过八百架。为了增强打击力度，以色列海军还在战斗开始后，对早已封锁的叙利亚港口进行了打击。
同样得承认，以军的计划制订得相当完美，而且很有弹性。
别的不说，在安排作战任务的时候，巴拉姆只向前线指挥官明确的最高目标，没有限制作战部队的战术行动，赋予了前线指挥官很大的决断权，使以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后方指挥部的预测发动进攻。
在这一点上，以军表现出来的能力丝毫不比第十三集团军差。
问题是，这场战役的发起时间足足拖延了十天。
要知道，巴拉姆原本希望在十一月五日就发动进攻，结果西奈半岛上的进攻行动不大顺利，原本计划派往戈兰高地的十二个步兵旅没能及时到位，迫使他把进攻时间推迟到十一月十日。到了十一月八日，因为中国陆军第十三集团军到达，巴拉姆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又拖延了六天。
错过了时机，导致再好的准备工作都变得毫无价值。
战后，就有一些军事学家认为，如果以军能在十一月五日发动进攻，而不是纠缠于西奈半岛上的埃军残余部队，那么在第十三集团军进驻叙利亚之前，以军就有很大的把握攻占大马士革。部分军事学家甚至以此做出推断，即在得到美国直接援助之后，以色列有足够的能力在中东击败中国军队。虽然更多的军事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大多认为，如果以军能够及时攻占大马士革，肯定会改变战争历程，至少会迫使中国向中东增兵，从而破坏中国的总体战争计划。客观的讲，后一种可能确实存在，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很难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在叙利亚的广袤沙漠里与以军鏖战，最好的选择是撤回伊拉克，在兵力增强之后再发动进攻。果真如此的话，中国陆军至少得把第三三三预备集团军派过去，而且得非常及时的派过去。显然，这就得动用大量战略空运力量，从而对中国军队在其他方向上的部署产生影响。
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以色列在第十三集团军到达之前攻占了大马士革，中国很有可能在战争的前两年内被迫采取战略防御。原因很简单，只要以色列稳住了战局，美国最多只需要增派一到两个师的地面部队，以及少量空中力量，之前部署在亚丁湾的第四舰队肯定会前往东印度洋，堵住中国舰队进入印度洋的通道，或者抽调一支舰队前往西太平洋，协助美军陆战队在年内发动战略进攻。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意味着中国的战略被动局面将维持到二零五三年。随着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全面开始，中国在二零五三年首先要考虑的将是如何进行本土防空。
由此可见，“约叙战役”的战略意义远大于战术意义。
战斗打响之后，即便情况严重不利，以色列国防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都失之交臂。
十六日凌晨，以军首先在戈兰高地方向上发起猛攻，随即在南黎巴嫩发动进攻。
巴拉姆的意图很简单，通过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猛攻，消耗敌人把预备队投入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
对于一场战略性质的进攻来说，打掉敌人的预备队比突破敌人的防线更加重要。
要知道，只要敌人有足够的预备队，就能及时堵上防线上的缺口，而进攻一方则得在防线上消耗更多的兵力。
战后，曾有人就此指责巴拉姆，说他葬送了以军。
在这些人看来，巴拉姆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战术不但不具备运动战的特点，反而退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即以打阵地消耗战为主，而运动战本身就是以军的强项。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巴拉姆应该集中力量撕开叙军防线，然后进行大纵深突击。
显然，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经过叙利亚国防军十五年苦心经营，再加上以军之前的防御部署，戈兰高地早就变成铁板一块了，根本没有适合进行装甲突击的条件，连可以供装甲部队推进的道路都不多，自然谈不上纵深突击了。
事实上，如果有把握在戈兰高地上取得突破，巴拉姆根本不会另辟蹊径。
从战术上讲，巴拉姆没有犯错。
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给叙利亚国防军制造了巨大压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叙军百分之六十的预备队被派往戈兰高地。由此可见，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已经达到了巴拉姆的预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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