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妥玛破坏北京谈判的情况报告到伦敦，正值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英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因此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在给威妥玛的训令中强烈表示“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这实际上划定了威妥玛行动的限度。但外表上威妥玛还装出强硬的样子，他通过赫德继续对大乾朝廷中枢实行威吓。赫德在与威妥玛会晤后致书李绍泉说：“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甚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又说：“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信中还指名要李绍泉去烟台与威妥玛会谈，但行前“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如此才可有所成议。信中又说，赴烟台谈判是“尽头一著，若不照此议，实无别项和睦办法”。言外之意，不照此行事就只有听受英国武力对待！
在得知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岑聿瑛可以说懊丧之极。
在他看来，朝廷面对英国人的武力威胁，是一定会屈服的，那自己被革职问罪，简直就是一定的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随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见到乾国政府毫不买帐，威妥玛怒极，他认为只有使用军事手段才可以压服乾国，于是便说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瑞德尔和东印度舰队司令吉莱特派舰队前来天津海面集结，用“军事演习”来展示英国的强大武力，逼迫乾国屈服。
英国舰队的集结引起了大乾朝廷的极度不安，李绍泉为此集结新建的北洋水师主力严阵以待，在英国舰队演习期间，面对英国人的挑衅，北洋水师“和硕公主”号巡洋舰管带邓正卿打出“本舰故障”旗号，故意冲撞英舰“奥狄莎”号，逼得英舰狼狈逃蹿，使英国海军颜面大失。
在得知威妥玛竟然以演习的名义调集舰队前往天津对乾国进行讹诈后，外国报纸无论是法国的《巴黎时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都对弱势的乾国海军向强大的英国舰队发起的挑战极尽赞美，就连英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也对乾国舰长邓正卿的英勇表现表示了敬意，认为是“纳尔逊精神”在东方的体现，而对于“奥狄莎”号的舰长科尔斯的怯懦表现则极尽鄙视和挖苦。威妥玛导演的这一事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起了极坏的反效果。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一开始，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乾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乾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乾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了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是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乾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绍泉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乾国对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乾德修约。早在90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90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90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乾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乾公使巴兰德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乾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绍泉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乾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绍泉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乾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乾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对乾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乾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乾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乾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乾国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乾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乾国的好感和在乾商务权利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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