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我们回宫之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和那天皇太后同我的谈话有关。”
“大乾帝国皇帝陛下独自统治国家时，他惯于早晨3点就早早地临朝听政。不过据说这种习惯的形成既是因为他喜欢早起，同时也是由于他本人的害羞。因为当时视朝时他仅允许在他宝座前的御案上点两支蜡烛，大殿的其它地方都只用美丽的乾国灯笼照明，而这种灯笼只有一点儿暗淡的光，作为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即使某位官员忘记了朝仪，抬起眼睛来看他，也不能看清楚他的脸。”
“皇帝陛下和皇太后陛下的早朝在朝会大殿进行，这是幢独立的建筑，与宫廷之内其他建筑物明显不同。大门上方的题词表明这是‘勤政殿’。在所有的宫中，朝会大殿都离外墙和人口处最近，这么一来有资格来上朝的大臣就只能从外廷进入大殿——皇帝和皇太后居住的宫殿离此有一段距离。紫禁城内，许多地方是墙套着墙，皇上、太后的宫殿外面都竖着围墙，朝会大殿也在某处宫门附近一个围墙圈起来的院子里，但清绮园除了外面一圈围墙外没有别的围墙。”
“清绮园的朝会大殿内部绝不空旷或者寒酸，它的陈设与御座房里的是同一类型。漂亮的摆设、古董、茶几和椅子，还有与环境出奇地不谐调的，是三架钢琴。墙上挂着轴子，上面有的是某位皇帝御笔的大字，有的是圣贤们浓缩的哲学，也有的是装饰性的。其中一幅挂轴告诫后来的皇帝要记住他是在‘受命于天，用康保民’。大殿中央有很大的丹陛，上面放着宝座和龙书案，后面是三扇、五扇或七扇的屏风。古代的丹陛比现在所用的低，古代的宝座尺寸宽大，上面还有靠垫，比起现代的来更像是沙发。这似乎说明古时候皇帝执法时比起今天来较为随便，较为家长式。过去皇帝见他的大臣时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宝座上，而大臣们也可以走得比较近，因为那丹陛并不像现在所用的这么大、这么高。”
“各部院长官和具有荣誉官职的亲王每月都在一定的日子入朝见驾，或是禀报公务，或是向皇帝、皇太后请安。皇帝、皇太后每天都临朝听政和接见军机大臣领班、大学士，并且经常召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的首领敬亲王总是最后一个受到接见，这时就讨论当天早些时候大臣们所汇报的事务。”
“所有的电报和公文都送交各自的专管部门，除非情况特别严重，都是仅仅在朝见时禀报皇帝、皇太后。一过11点，皇帝、皇太后就认为国事已毕，不到明天不再为国家操心。象林逸青先生在伦敦遇刺期间、英国人向波罗的海派出舰队的日子，以及英乾联合舰队封锁海参崴时（我在宫里期间发生的三件大事），电报、公文不断地在早朝时间之外送到皇太后手上，一般送至她的御座房，有时甚至她在花园里散步时它们也会被送到她的手上。这些公文都是一到外交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转宫内的。当然，如此打扰皇太后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特旨，否则任何官员都不可能有胆量逾越成规。公文在宫门口由专司其职的太监接收，他将它放进丝绸衬里的黄缎盒内，然后跪呈给皇太后。”
“早朝期间，丹陛前的地上有5个垫子，那是专给军机大臣在向皇帝、皇太后陈言时跪的。军机大臣首领的垫子离宝座最近。有垫子可跪，这种特权只有军机大臣才可以享受，别的官员与皇帝、皇太后交流时只能跪在硬梆梆的石板地上，而且还不可以跪得超越这5个垫子。这么一来对那些人就很不利了，他与皇帝、皇太后之间的距离可能导致他们说的有些话无法被他听清，尤其皇帝，声音本来就轻，传不远。克服这一困难、缩短与皇帝、皇太后之间的距离的办法，是贿赂将自己引进朝会大殿的太监，让他把垫子挪一挪，这样就可以跪得离丹陛近一点。军机大臣首领和大学士的垫子是绝对不能动的，但其他三个垫子就可以由那个引路的太监随意支配了。要是后者拿到了足够的钱（每个垫子有固定的价格），他就会把其他三名级别较低的军机大臣的垫子统统挪个位。”
“当获准觐见的官员被专司其职的太监引到朝会大殿之前时，后者就推开那两扇巨大的殿门，跪倒在门坎附近，高声报出朝见者的姓名官职以及到达宫内的具体时刻，等到站起身来，垫子已经被他轻轻松松地移动过了。那官员的姓名被通报上去之后，他就进来尽其所能地找个离丹陛最近、又与他的官阶和付出的贿赂相称的地方跪下。那太监引见完那官员后就转身从门口走开，还必须尽快地跑。一段距离之外有官员和别的太监站着，密切观察着他离开时的行动。如果他留连不去或是不尽快走开，那就罪至极刑。这是为了防止窃听和扩散国家机密。”
“获准觐见的官员等到太监离去的脚步声消失之后，就跪倒在地，开始陈述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皇帝、皇太后会问他问题，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等到觐见结束，那官员就站起来，向外走去。乾国人从不倒退着出去，他们并不认为把背对着君主是失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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