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格纳接电后，一面力劝总理衙门王大臣，一面与小村临时代办商洽，尽力居中斡旋，总理衙门王大臣终于和欧格纳公使约定某日在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会商乾国提议的条件。欧格纳公使立将此事通知小村临时代办。小村如期前往总理衙门，准备听取乾国方面的意见，但是乾国政府不仅未提出任何新提案，反而说日本若不从朝鲜撤兵，乾国政府不能提出任何提议，使会谈毫无结果而散。小村感到事出意外，但又觉得与乾国辩论亦属无益，因而在归途中曾往访欧格纳公使质问总理衙门的背信行为。英国公使也甚为诧异，只说：‘既然如此，除待他日寻找机会再谈外别无他法。’小村立将此事电告政府。我对此事原来就怀疑乾国的诚意，只因没有相当理由不便立即拒绝英国公使的调停，所以采取了暂观其演变的态度。我认为乾国使英国公使的调停归于失败，反而可使我国在将来的行动上渐得自由，值得可喜；而且朝鲜近来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不容因乾日两国之会商而拖延时日，莫如乘此机会与乾国断绝关系为上策。经与内阁阁员协议后，立即电示小村令其向乾国政府声明：‘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乾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乾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乾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乾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乾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乾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这个声明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对乾国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我在当日给大鸟公使发出如下的电令：‘英国调停已告失败，现在必须断然处置。’”
“总理衙门王大臣等虽然表里不一，反复无常，但现在竟将自己与英国公使约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令人难以理解。原来乾国政府从来就不知遵守外交上必需的信义，只是为了解救燃眉之急，而采取拙劣外交手段，以致自陷于孑然孤立的境地而不悟。这如果出于一般碌碌凡庸之辈还说得过去，但对于一个素称具有经验和胆识的李绍泉尚不能免，的确令人不胜惋惜。”
“李绍泉接到我于6月22日交给汪凤藻的照会后，方才知道我国政府的决心，感到以恫吓手段威胁日朝两国已经无效，因此稍稍改变了一下策略，即一方面在外交上继续依赖欧美列强居中调停；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将向朝鲜增派更优势的军队。李绍泉所采取的这种军事上的策略，究竟是否真正改变了他的虚声恫吓的手段，而抱着决心断然决一最后胜负的意思呢？或者还像最初的计划，为了以虚张声势威吓我国而故意在外表上加以扩大呢？虽然尚难推测，但在去年李绍泉曾向北京政府建议向朝鲜增派大军，却是事实。”
“李绍泉在乾国，实为将此次朝鲜事件引起乾日纷争的祸首、主谋者。不消说，其功罪均应由他一人承担。然而，在局势发展中，特别是在国家兴亡迫于眉睫之际，北京政府竟徒逞党争，对李加以此种如儿戏般的谴责，不仅使他不能充分发挥才智，而且还免除他的职务，在李绍泉方面固属不幸，乾国政府也可说是自杀政策。在北京政府和李绍泉继续这种明争暗斗期间，朝鲜局势已经紧张到万分，接着牙山、丰岛的陆海战争已经发生了，乾日两国发布宣战诏敕，和平破裂，战争正式开始。这时，冥顽不灵的北京政府，可能也感觉到此时已不是揭发李绍泉的过错而图自快的时机，或者由于没有人能代李担负这个重任才算作罢。总之，李绍泉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竟能支撑乾日交战的局面于一时，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境亦甚可悯了。”
9097年（大乾光旭二十三年，日本明治三十年）3月1日，丰岛海面。
一支龙旗飞扬的舰队在蔚蓝色的海面上破浪行驶，这支舰队由5艘战舰和4艘运输船组成，由威海前往牙山。
在护航舰队旗舰“宁远”号铁甲舰的飞桥上，贝蒂正举着望远镜，仔细的观察着海面。
“你在担心日本人会来拦截我们？大卫？”舰长沈寿昌看到贝蒂面色凝重的样子，笑着用流利的英语问道。
“沈，我不是担心，而是认为，日本人一定会来拦截我们，而且会出动一支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舰队来拦截我们。”贝蒂放下了望远镜，转头看着沈寿昌，“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贵国议政王殿下命令增援牙山的军队，却只派了这么少的军舰护航，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沈寿昌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四艘战舰，又看了看护航舰队统领（司令）吕文经，没有说什么。
这一次的护航舰队由5艘战舰组成，分别是铁甲舰“宁远”、鱼雷巡洋舰“建靖”、“建翼”和猎雷舰（驱逐舰）“海龙”、“海骅”，在见惯了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贝蒂看来，的确有些单薄，但在留**童出身的沈寿昌看来，面对日本海军，这支舰队的实力其实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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