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作为一个农耕文明，雨水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即使是地处江南的湖州，长年雨量充沛，若是旱情严重起来，其危害也是很严重的。
而在唐代，不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对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都是深信不疑的，“朕以不德……天不久雨……”这是唐玄宗在《祈雨诏》里面的内容，而白居易更是“暴身致雨”推崇者，所以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如果天降大旱，那接下来所要做的，自然就是祭祀祈雨了。
不仅如此，李林甫编修的《唐六典》中，甚至还对祈雨仪式有着明确的规定，“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虽旱不雩，雨足皆报祀。若州县，则先祈社稷及境内山川。”
至于各地祈雨时祈祷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当时各地普遍祭祀的是风伯雨师，毕竟既然是祈雨，雨师当然是首先祈祷的对象，一般在每个州县的社坛之西三十步远的地方都设有专门的雨师坛。而其次的祈祷对象就是一个地区的“所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对于湖州而言，烟波微茫的太湖，以及巍峨秀丽的天目山，也算是境内的名山大川了。
当然，除去风伯雨师和名山大川外，“灵迹”也是祈祷对象之一，所谓的“灵迹”，一般就是指皇帝以及名人的祠庙，而湖州，最大的“灵迹”不用想也知道是位于卞山云峰顶之巅的项王祠了。
既然李元婴以江南道黜陟大使的身份来到湖州，那这次主祭的人李元婴自然是当然不让，而且独孤延寿也不敢越俎代庖。不过李元婴对祭祀时的那些条条框框从来就没有了解过，所以这几天李元婴也都没有出去过，一直躲在驿馆中翻阅那些繁琐的礼节。心里不由暗恨，这古人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为了表示比较虔诚而已，愣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当初娶武照的时候，那礼节就已经够繁琐的了，不过比起这个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也不知这些玩意儿到底是谁鼓捣出来的，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呢！
也怪自己倒霉，江南水乡啊，能遇上一次大旱容易吗？结果这几十年一遇的时期就被自己给凑巧撞上了，如果在唐朝也有博彩业的话，李元婴非去买他几百注彩票不可！
李元婴烦闷，而郭文忠现在也是忙得脚不沾地，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准备祈雨仪式，自从他举明经出仕以来，一直就在江南一带为官，即使也曾遇到过“空梅”、“短梅”的年份，不过并没有出现过像今年这样的旱情，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很熟悉，只好按部就班地看着典仪上的规定准备祈雨仪式。
在准备的过程中，郭文忠也是小心谨慎得很，谁让滕王殿下上次在从卞山回来的路上就因为他和独孤延寿两人均对湖州的旱情估计不足而有些不满，要是祈雨仪式再办砸了，那即使滕王殿下不说什么，独孤延寿也不会让他好过。
不过很快，郭文忠就和其他几个一起准备祈雨仪式的湖州官胥产生了意见分歧。因为有几个官员认为，既然是祈雨，那就直接在雨师坛上祭祀好了，而另外几个官员则希望能够祭祀太湖或者祭祀天目山，三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于是三方就一致请郭文忠作最后决断，毕竟郭文忠作为湖州治中在这些官胥中品秩是最高的。
但是问题来了，不管是风伯雨师，还是太湖、天目山，郭文忠都不热衷，立刻就否定了三方的提议，将自己的观点抛出，即是卞山云峰顶之上的那座项王祠。
虽然这些湖州官胥当初是请郭文忠作最后的决断，但是郭文忠却把他们三方的提议全给搁置一边。在短暂的惊愕过后，这些湖州也同样旗帜鲜明地反对郭文忠的提议，除了徐惠之父湖州经学博士徐孝德。毕竟徐孝德不仅是土生土长的湖州人，而且还是项羽的忠实拥趸，对于郭文忠的建议，徐孝德当然举双手支持。
这些湖州官胥的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原因很简单，项羽虽然是湖长一带的保护神，在湖州百姓心里的影响力无出其右，但是与社坛、雨师坛不同，项王祠毕竟属于不入祠典的淫祠、淫祀，那些布衣百姓们平日里烧香祭拜一下也就算了，但是这次可是由滕王殿下亲自主祭的祈雨典仪，一个不入祠典的淫祠、淫祀，岂能作为滕王殿下祈雨时的祭祀对象！
至于郭文忠为什么会不按常理的坚持让项王祠作为祭祀对象，自然就是那天李元婴在项王祠的外墙上题下的那首《夏日联句》给闹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既然李元婴对项羽如此欣赏，作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赞叹，那郭文忠当然是要投其所好了。
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虽然郭文忠的官阶品秩比那些包括六曹参军事在内的湖州官胥要高，但他们也同样各执己见，寸步不让，闹着闹着自然也就闹到独孤延寿那边去了。
听完郭文忠以及他的其他下属七嘴八舌地争论，独孤延寿顿时也就明白了郭文忠心里面打着的算盘。心想也是，从上次李元婴在卞山上的表现看，他对项羽青睐有加，而且除了郭文忠以外，支持将祭祀对象定为项羽的人中还有一个是徐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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