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郑光也不能懈怠，县试府试院试的难度从来都是苛刻的，有一位进士曾经在金榜题名之后写下一副对联描述自己的科举历程——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
为了得到正式科举的资格，居然将四十二年光阴赔了进去，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枯燥的四书五经的陪伴下度过，但是想不到的是，一朝考取秀才，接下来的路居然出奇的顺利，一路到底，毫无难度，郑光心想，这位进士知道自己金榜题名的时候，回想起四十二年的蹉跎时光，应该是感慨万分的。
作为吴县县试案首，有一定的特权，这在旁人看来是羡慕，在郑光看来却是莫大的挑战，名声越大，受到的关注就越多，也就越容易被针对，若是那位知府看自己不爽，那真不一定就是稳稳的生员秀才了。
苏州府知府范庆在苏州府做官已经两年了，政绩嘛平平常常，没有大错，也没有大的功绩，苏州城特殊的地位使得两县一府的治所都安排在这里，所以三方面的政治交流比较频繁，范庆的名字在苏州府不算响亮，本人也不是经常露面，反正郑光从未见过范庆，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这边郑光正在温书，冷不防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中年男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光儿，你还好吗？”
郑光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瞧居然是恩师唐顺之，不由得大喜过望，也不知哪里来的冲动，连忙放下书本站起来，走到唐顺之面前就跪下了：“学生拜见师尊！”
记忆里，唐顺之是真心对待郑光的少数人之一，他因为某件事情和父亲结缘，便悉心传授父亲学识，是父亲得以考取秀才的重要助力，父亲为保护百姓而牺牲之后，唐顺之失去爱徒，痛苦不堪，见郑光孤苦伶仃，遂爱屋及乌，肩负起教导郑光的职责，又成为了郑光的老师，并且惊喜地发现郑光的资质比之郑微更加优秀。
倒不是什么过于功利的目的，实在是南直隶科举考试竞争太过激烈，没有出色的资质，在南直隶的考试里是难以出人头地的，与其把生命中大好年华葬送在毫无希望的科考上，还不如识几个字去做生意，做个富家翁，也好过寒窗苦读，唐顺之是江南士子，在江南，尤其是东南发达的商业环境中成长，对于商业的看法不似北方士子那般刻板保守。
郑光的优秀资质无疑让他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便悉心教导，郑光失去父亲，悲痛不已，便化悲痛为力量，以继承父亲遗愿为目标，潜心读书学习，小小年纪便如同看破世事的成年人一般，竟然压抑住了孩童天性，守孝的三年里，未曾玩乐过一次。
唐顺之是阳明心学门徒中的重要人物，在遍布东南的心学门人里，是很有地位和话语权的，他的弟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也应当继承他的地位，成为心学门人的领袖人物，原本他对郑微有殷切的希望，觉得郑微一定可以考取进士，但是郑微早丧，他失去了重要的爱徒。
所幸郑微留下一子郑光，天资卓越，甚至在郑微之上，唐顺之如获至宝，教导起郑光来，比教导郑微更加认真小心，更加全面，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发动自己的力量保护着郑光，嘉靖十八年的郑氏之乱就是唐顺之在背后操控平定，主导民意和官府保护了郑氏家业。
心学门人在阳明先生去世且心学遭到官方程朱理学的打击之后，更加团结，虽然内部有诸多分歧，但是面对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的打击的时候，还是相当团结的，他们普遍认为心学才是适合大明的学术主流，心学更加符合实际，符合大明的需要，而程朱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束缚人们的手脚，理当退居二线。
心学和理学的争论，也是南中国发达先进的商品经济思想和北中国因循守旧的保守经济政治思想之间的博弈，在北京朝廷里，始终有那么一群人，抱着“南人非奸即盗”的思想，对南方人考取进士进入朝廷做官持有很深的戒心，认为他们都是要篡改祖制危害大明的人，更深层次的理由，则是传统思想里对商业的原始抵触。
然而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之中，地处北中国的北京政府自然更加适应程朱理学，从统治角度来说，程朱理学更加适合通知阶层，所以嘉靖皇帝毫不犹豫的选择支持程朱理学，推动了打击阳明心学的行动，捣毁了不少宣讲阳明心学的书院，逼的阳明心学门人们不得不将战场转移到一些流动场所，如湖上画舟之内，颇有些游击战的风格。
真知灼见和真正适合大明的思想是不会被轻而易举的消灭掉的，它反而会更加广泛的流传，为更多人接受，生生不息，在南中国，阳明心学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南中国的著名学术人物几乎都是心学门人，包括郑光的父亲郑微在内，郑光从小接受阳明心学的熏陶，深深的赞同阳明先生“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的观点。
而从大宋来到大明之后，郑光的思想当然更加务实，大宋的最后九年是谈不上什么学术争论科举考试的，一切为了抗蒙，一切为了生存，什么东西最实用，什么东西就是主流，人们把圣人学说放在一边，拿起刀枪剑戟，追随郑光战场搏杀，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了九年，指望郑光去赞同那一套比之宋代更加僵化的程朱理学，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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