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过我写的那些个涂鸦之作？！”林义哲苦笑道。
“嗯！”徐润微微颔首，“……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好一句‘故常敢破格’！”徐润轻轻抬手微一击掌，赞叹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然能把变法中之如何‘得人’一语道破的，还是你林鲲宇！”
“先生过誉了！”林义哲此时的诚惶诚恐与惭愧可是罕见的发自内心，因为这并不是他的原创，“不过是少年人聊发狂言而已！让先生见笑了！”
“大人切莫如此说，老朽观大人与李制台书信往来，感触颇深，是以平日对大人的书稿，多留意了一些……”徐润叹道，“大人与李制台，都是敢为天下之先，可谓一时伯仲，不相上下啊！”
“李制台雄才大略，非我能及也。”林义哲听到徐润赞叹李鸿章，心中不由得暗暗叹息。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里，贯穿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整个“同光中兴”中，李鸿章及其所创建的淮系官僚集团都是走在时代最尖端的一群人！
想到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林义哲的心中便感佩不已！
大凡文字高手，都最擅夹带私货！而李鸿章天生一支铁笔，更是个中高手！
李鸿章的文章中，林义哲最为推崇的便是《筹议海防折》，此奏折洋洋洒洒九千余字，名为“筹议海防”，但实际上却是在恭亲王所提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下另行发挥，且别有推衍，以“用人”一条为例，恭亲王所提者不过“简拔人才”而已，而到了李鸿章这里，却成了改革科举，以西洋之学取士的绝大文章！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这份《筹议海防折》，名为应恭亲王之议而“筹议海防”，但实际上却是为一个老大帝国如何变革以求自强的而进行的战略谋划！
对于这份《筹议海防折》，后世最为熟悉的大都是其中那段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但这也只能算作是对眼前形势的描述和判断而已，实际上，李鸿章的这份奏折中真正的戏骨乃是紧跟在这段警世之言后的一句话——“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又岂能以成法敌之？！”
林义哲喃喃自语道，一双黑沉沉的瞳仁里竟罕有的射出了几分癫狂！
不宜以成法敌之，那欲制强敌，又有何法？李鸿章自己在奏折中就给出了答案——“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穷则变，变则通！”林义哲缓缓地自牙缝里挤出这六个字，而一双手亦已是攥得紧紧的，“外需和戎，内图变法！”
李鸿章本人的睿智与远见自不必多说，单单是这“外需和戎，内图变法！”的八字国策，就足以使他远超同侪——即便是到了林义哲所来的那个时代，中国所能选择的国策不也还是与之仿佛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更何况李鸿章的变法主张乃是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在日本入侵台湾事件之后）所提出，莫说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要瞠乎其后，那个自诩为“圣人”的康南海的变法主张的提出也还要晚上十余年……
尤为可笑的是，康有为还曾声称翁同龢乃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也当真有趣，翁师傅一生行事，唯有“败事有余”四字可以形容，此獠在康有为口中竟可为“维新导师”，也当真是贻笑百年！不过考虑到翁师傅和康圣人在功名心热与寡廉鲜耻上的一脉相承，康某人能做此等言行倒也是意料中事！
难能可贵的是，淮系之中，非只李鸿章一人能有“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的睿智明断及全力推动洋务事业的戮力前行，其余如刘铭传、张树声这前后两位淮系二号人物，亦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推动国家变革——刘铭传早年即上书中枢建言应修铁路、开矿山以推进洋务事业，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后更是在台湾岛内巩固海防、兴建铁路、广设电线、发展商务、抚番垦荒，建设新式企业，使台省之近代化成都几为海内之冠！
而曾在李鸿章因母丧丁忧守制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并以雷霆手段平定朝鲜“壬午之变”的张树声，更是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大清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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