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熟知郭嵩焘的性情，了解郭嵩焘十分念旧情（否则也不会对左宗棠背地里阴他的事一无所知），于是便主动登门拜望，每一次都不空手，备有这样那样的礼物，并将自己在京所闻不时的告诉郭嵩焘，暗示他还是郭嵩焘的“心腹”和“耳目”。果然郭嵩焘见他如往日一般勤来走动，十分高兴，仍然待他如先前一般无二。
“云生每次来，都给我带些礼物，真是太客气了。”郭嵩焘注意到刘锡鸿带来的礼盒，笑着说道，“不知这一次又是何物。”
“都是些寻常应用的东西。”刘锡鸿笑着从仆人手中拿过礼盒打开，取出了里面装着的东西：一个铜手炉、一副皮手褥、糕点一盒、书籍一部。
林义哲注意到那副皮手褥似是金丝猴皮所制，铜手炉也是方形带有提梁和镂空盖子以及精美雕刻的那种，一望便知出自刻铜名家之手，十分名贵，不由得暗暗佩服刘锡鸿下的功夫之深。
“京城冬日天寒，比不得南方，须当注意保暖才是。”刘锡鸿关切地对郭嵩焘说道，“这两样都是小物件，然却为御寒之必备，上次来郭公处，未见郭公有备，是以自作主张的给郭公置办了一些，还请郭公笑纳。”
“云生如此破费，真是叫我过意不去啊！”郭嵩焘听得心里暖暖的，呵呵笑道。
“郭公客气了，这些小物事，不值一提。”刘锡鸿一边笑着，一边转头对林义哲说道，“不知林大人可有置备？这北方的严寒，不比南方，须得加意小心才是。林大人若是没有，回头我便着人给林大人送来。”
“多谢云生兄挂念，呵呵，来时听得这北地严寒，已然有所置备。”林义哲微笑着答道。
刘锡鸿接着将带来的书匣取出，交给郭嵩焘，“此是徐松龛先生的《瀛寰志略》三刻本十卷，闻郭公欲观此书，故特为郭公购来。”
听到《瀛寰志略》的书名，林义哲的心中微微一动。
《瀛寰志略》是由清代名臣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1844年徐继畲办理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此时他恰遇传教士雅裨理，得到了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
这部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在介绍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时，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以及大量地图。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它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
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畲对于西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便有详尽的介绍。
《瀛寰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
尽管如此，徐继畲仍不愧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做到了真正从一个封闭的容器当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真正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外一种文明，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如若当时国人能以此为基础，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但当时这部煌煌巨著，却被许多人视为张“夷”之目而遭到鄙视。
据说，在徐继畲作成的《瀛寰志略》初版中，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亚细亚”之后，他的好友张穆担心他的这一安排可能会触动国内文人士大夫的抵触，因此建议他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的位置加以调整。徐继畲听从了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卷一的卷首，以免被人挑毛病。
就在去年，徐继畲已溘然长逝，而他的这部巨著，虽然经过再版，但在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反倒是日本人识货，将该书翻译到了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发生多有启迪。
想到这部书和徐继畲的命运，林义哲想起前路之艰难，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息。
在“天朝”的文化人中，徐继畲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而更为不幸的是，连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这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果是新版，云生有心了。”郭嵩焘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的取过书，一边翻看着，一边和林义哲刘锡鸿交谈起来。
林义哲听到刘锡鸿说起这本书的内容，仍多为风土人情奇观异俗之类，于书中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的内容丝毫不予提及，心里已然了如明镜。
刘锡鸿送这部书给郭嵩焘的目的，无非是投郭所好，以达他个人之目的！
“郭公可知，我送郭公此书，乃是为郭公日后可能派得上用场。”刘锡鸿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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