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日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从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大人，除了左季高，那起子台谏，也不得不防。”薛福成提醒李鸿章道。
“昨儿个，不是见了邸抄了么？”李鸿章哼了一声，说道。
正如薛福成所言，另一股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已经耐不住性子的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关于他的昏聩，时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便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在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是很大很重的吧？买了它停在哪里呢？再说每艘铁甲船要花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林义哲、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吧。”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等于是告诉那些多日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
急不可耐的黄体芳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
接着，御史古咏贤的奏折更是充满着谩骂：“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日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于此，李鸿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对。他自出道儿以来，就从没有怕过让人背后骂娘。可是很快，他发现他的对手并不简单，他们的言论绕过了建不建海军、怎么建海军的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林义哲李鸿章之流建海军，是“以夷变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别看你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忠臣相儿，说不定你还要“挟洋务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拥兵自重，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儿曹操吧？
“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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