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下时，杨家真说：“梅小清，给你拍照吧！”
拍了独照，又拍了和杨家真的合影。
梅小清很想说，任远，我们也拍一张吧。但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那种念头戳着她的心，却又不断地否决，她尽量去看风景，尽量谈些其他的事。她几乎都在和杨家真说话，她可以和别人淡然处之，只有面对任远的时候，才紧张得连正视都不敢，眼神躲闪，呼吸急促——干脆不说话的好。
所以，除了必要的一些谈话，他们之间就没有主动的问答句。或者在他们都与杨家真谈话的时候，也不会去打断对方，插一句话进去。
冰糖葫芦就是在长城上吃到的。
有人举着个草垛子，上面插满了一串串冰糖葫芦，从冰糖上反射过来的晶莹的光，落在眼里，弥漫着除了甜之外的，浪漫的一些感觉。
“吃冰糖葫芦吗？”问话的人是任远，对象是杨家真。
“可以呀，不过这儿肯定卖得贵！”杨家真撇了撇嘴。
任远并没有问梅小清，走到卖糖葫芦的人那里，拿过两串。他在给钱和找钱之间回头看了这边一眼，大约是远的缘故，这一次梅小清勇敢地接住这个目光，其实她根本不确定他是不是只是单纯的看这边，而已。她的心思纤细如尘。
关于对北京冰糖葫芦的记忆就是定格在那里的。长城上，如织的人群散去，杨家真也消失，只有她和任远，她拿着他买给她的一串冰糖葫芦，塞进嘴里，在唇齿之间感觉那种幸福和甜蜜。这是一串与众不同的冰糖葫芦，是被任远挑中的，是他递给她的，在清凉的阳光下，散发着初恋气息的冰糖葫芦。
她对他所有的爱恋，被紧紧地捂在心里。
如果我再见到你，隔了多年，该如何招呼你，是以静默，还是以眼泪？
也许是受了那袋从北京带回来的冰糖葫芦的影响，她从刚才丢的那堆信纸里，重新找出那个叫青青的女孩的来信。她在信纸的下面给出了一个答复：站在自己的角落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
她只是路经任远的人生，就像汪国真的一首诗里说，你有你的方向，而我有我的方向。
那个受了影响的下午，她一直坐在电脑前，反复地听着张艾嘉的一首歌，她在唱，他曾是个可爱的少年，沐浴在黄昏的街。
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梅小清是不喜欢的。是个中年的男子，走路腰板挺得很直，总是穿得周正，头发一丝不苟，黝黑的面孔从来都是板起来的，当然这是对梅小清而言。他教的是历史，上课的时候书本永远摊在讲台上，在教室里绕着走来走去，带着一双好像洞察秋毫的眼睛——打瞌睡的，看小说的，偷写作业的，吃零食的，交头接耳的，等等，这些小动作丝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念的是重点高中，地区里升学率最高的学校。每到高考结束，就会拉满了横幅，多少人达到重点线，又有多少人上了本科线。对于能上一中的来说，简直就是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所以那些没有考上一中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弄进去。
这其中包括梅小清的父母。十多年前的八千块还是有些奢侈的，拿去交“择校费”的时候，梅小清看了看那厚厚的一叠，很有压力。在普通的中学里，她的成绩属于中等，到了那种从四面八方过来的尖子生里，她的成绩就是尾巴上了。
刚开校，班里举行新生晚会。有个游戏环节是男生和女生的小腿绑在一起踩气球，踩得越多的那一组就赢。桌椅被堆到教室四周，大家三三两两的或站着，或坐在桌上，挂满了彩带和气球的教室，黑板上写着“欢迎你，同学”的主题，讲台上摆放着粉笔盒，傍晚的夕阳从窗户里透进来，教室里都是欢笑声。梅小清就站在后门的位置，靠在门边，随意地看一眼教室，再随意地看一眼外面，这个姿态，是很不合群的样子。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中考成绩排个名次出来，一张有些暗淡的纸张上，油墨打出来的名字和分数，每一科多少分都很详实。看着自己的名字在最后几名的位置上时，她觉得很羞耻。那种羞耻在一个敏感的少女心中，被放大了更多倍。也许就是从刚入学时，自卑就在心里种下了。
听到有人喊她名字的时候，她茫然地抬起头来，她还有些不适应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她这里，感觉到一丝别扭。
“该你了。”做主持的女生微笑着望着她。
她不解地望着她，并不明白这样的热闹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就像个看客置身事外地呆在这里，只等着结束，然后可以放学回家。
“到你们了，你和任远一组。快上来。”她继续催促道。梅小清很想拒绝，但又身不由己地朝教室的中央走去，地上堆满了色彩斑斓的气球，“啪”的一声，她不小心地踩到了一枚气球，自己被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都笑了。
一共有五组，十个人。按照学号来分。
她很被动的和一个男生站在一起，然后由着别人把她的左小腿和他的右小腿用布条给捆绑起来，那些布条大概是在很赶的情况下一条一条硬生生撕下来的，泛着很粗糙的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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