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她有些心动——运通瓷器同样急缺资金。
“当然！”卢灿正色说道。
“只要真的是精品、珍品，我肯定会收购。这也是我来利摩日的原因之一。”见嘉妮还有些迟疑，卢灿又补充一句。
“成三破二，成交后我给你两个点做介绍提成，你还可以找卖家要三个点的好处。”卢灿语气中带着一丝诱惑，笑着看着她，“你可以用这个条件，安排瓷器厂的人，找找那些小厂家的老板，说不定他们中有人等钱用，真的愿意出手呢？”
“OK！”嘉妮一甩长发，很利落的答应下来。
来到陌生的地方，有个带路党，真的很重要。这也是卢灿看重嘉妮的地方——她自身经营瓷器厂，肯定和利摩日的那些股东老板们，关系很熟悉，彼此信任感很强，这无形中为自己减少许多麻烦。
嘉妮答应合作后，几人离开餐厅。
意大利面馆隔壁就是一家金银器店，卢灿将手中的藤箱，交给陈晓，自己带着昆希走进去。
这家店面不大，直筒形，长条形的玻璃展柜，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里间，将店面一分为二。柜台左侧是顾客活动区，柜台右侧为销售人员活动区，右侧靠墙还存放着一长列多宝阁货架，上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
如果说瓷器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的话，那么在欧洲，银器及金器，承担了这一角色，这与社会需求有直接关系。
与中华文明将金银器皿看作珍藏品不同，欧洲社会动荡，总体上要比中华文明更剧烈。欧洲人往往在社会富足时，将银币变成饰物或银器，在困难时，又将银器或饰物变成硬币，这个过程就是将银子反复锻造与熔化。
因此，欧洲人在金银器的工艺、造型、纹饰上的经验，以及纯银使用的规章制度的标准化，是要超过中华文明的（实话，不喜勿喷），这也使得他们在金银器制品上更富有创意。
在欧洲，正规的金银器都是有商标的，这也是鉴定欧洲金银器的最好证据。
在公元1350年前，很少有银器上带有可标明其身份的标志，可社会又希望对每一个制作者的制品有可以追踪的标识。所以法国在1363年正式立法，要求银器带有制作者标志。因为当时只在教堂的范围内使用文字，受教育者很少，大多数普遍人不识字母，所以起初的标志采用了一个图形，加上一个简单的符号。
这个符号，可以被认为是制作银器的银匠或制作工厂的标志。
这一做法，在之后的一百年内，逐渐推广到全欧洲，因此，鉴定欧洲金银器，死记硬背“金银器标识”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卢灿学习《欧洲艺术史》时，花费相当多的精力，专门研究欧洲金银器的老标识。
而欧洲有关银器纯度的标准制定并严格推行的时间更早，早在公园1300年，英国就制定了925纯银标识。此后，爱德华三世更是规定了此后全欧洲通用的“狮子头纯银标识”——这一标识现在依旧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
这家店面虽小，但所出售的金银器，都是正规货色，都带有制作者标识。
欧洲银器收藏同样分为三类：鉴赏器，例如银瓶、烛台、奖杯、花插、银盆、银镜等；第二种为餐厅组合器，例如茶碗勺杯、刀叉壶盘等；第三类为流通器，即银币、银元、纪念币等等。
卢灿现在上手的就是一件“精制银器”——银铜合金的花插。
在十三世纪之前，人们将这种合金银器称之为精制银器。铜的硬度比银更高，有助于银器的塑形，而且白铜掺入银器中很难辨别，他是靠重量，判断这件花插中含有一定比例的白铜。
花插在欧洲贵族家庭中，是典型的装饰物。
这件银质花插，型制像极直通玻璃高脚杯，底部为圆底座，中间有一节细手柄，再往上是细椎体的花插杯体，杯身长约占整体器形的五分之四，杯壁双层镂雕，造型细长优雅。花插的口沿为外翻型花瓣，花插口直径只有五公分左右，刚好能插入一束花。
这是一件十九世纪下半叶，生产于巴黎的罗菲尼银器厂的花插。
罗菲尼银器，在法国十九世纪相当有名气，是当时的皇室御用银器厂之一。
这件作品不错，很有十九世纪法国银质工艺的代表性。最终，卢灿以两千八百法郎，拿下这件银质花插。
“那个盒子可以拿过来吗？我想看看。”
卢灿指了指靠内的柜台上，一只嫣红的椴木盒，问道。
“当然可以！但我需要明确告诉您，这里面的银器，我们还未曾查明其出处！”
店伙计见卢灿出手很爽快，忙不迭的将椴木盒子端过来，示意卢灿可以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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