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货运的颓势已经无法避免，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节衣缩食。”阳台上，博斯特端着酒杯，对卢灿耸耸肩，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卢灿眯眯眼，笑着摊摊手，示意自己不懂。
真不懂吗？这方面他要比很多人了解更多。
1978年，香江的航运达到历史顶峰，586.66亿吨海里，单船王包老爷子一家，所拥有的远洋超级货轮，就有六十五艘。
此后，香江远洋货运便开始逐年下滑，去年更是滑落到289.48亿吨海里，仅有三年之前的一半。
香江远洋运输业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
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欧洲经济的停滞，以及欧洲议会锁紧贸易条约是其罪魁祸首，其次是两伊战争对中东贸易的影响。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不是全部。
香江远洋货运此时的衰落，是阶段性的，大约持续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到了1984年，香江远洋货运再度蓬勃，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最顶峰值超过两千万亿吨海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阶段的衰落呢？
与内陆实施的“四三方案”有相当大的关系。
香江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确立，是在六十年代开始——这正是中苏交恶的关键时期。
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又称为“43方案”，是中国19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东瀛、荷兰、英国、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次引入的设备的最初总预算为四十三亿美元，因此称为“四三方案”。
事实上，中国内陆在七十年代通过香江引进的各种设备，总价值超过两百亿美元，兴建了二十六个大型工业项目，包括三门峡水电站等等，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不要小瞧当时的两百亿美元商贸，它直接带动香江远洋航运的快速发展。
到1978年，中国的设备引进工作告一段落，于是，香江远洋航运业务，急速跳水……
至于到1984年香江远洋航运的重新崛起，又离不开中国内陆——内陆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亟需各种设备加快经济建设。
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于是香江恰好充任这一角色——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江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卢灿对香江航运业的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可博特斯只不过是一位中高层职业经理，又不是太古洋行的股东，和他说这些有价值吗？犯不上。
见卢灿似乎没兴趣，博特斯另开话题，“听集团内部传闻，您的德银投资与太古城项目的谈判，陷入僵局？”
“确实如此，博特斯师兄有好的建议？”卢灿点点头，笑着摊摊手。
太古城项目谈判陷入僵局，与卢灿有很大关系。
因为收购马登家族的藏品关系，德银投资以市场价拿到马登家族在太古股份公司的全部股票。结果，让卢灿没想到的是，竟然又有两家股东找上门，希望德银投资用同等条件收购其一共超过11.2%的股权。
卢灿收购马登家族太古股份公司的股权为7.9%，如果再拿下这11.2%，那就一跃成为太古股份公司中第二大股东，仅次于太古洋行所持有的36%股权。
包括庞贝.施怀雅在内的所有太古股份领导层，对德银投资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微妙——庞贝他们希望引进一位奥援，绝不希望拉来一头鲨鱼。
因为涉及到董事会席位，所以谈判变成三方会商，推进速度很慢。
太古股份公司旗下主要控制三大公司：国泰航空、可口可乐亚洲的生产销售、太古地产——再过十年，这三家公司的任何一家资产都会上百亿美元，卢灿自然想要拿到手。
想要是结果，谈判还需要一步步来，再有钱也不能被人当傻子——以市场价收购太古股份，本来就是“傻事”，可你董事会不给予以前的同等待遇，这就更过份。
卢灿更知道，香江地产的走低，现在刚刚开始，明年二三月份，会是最高峰，也就是说太古城的苦日子才开始呢。
不急，卢灿给德银投资负责谈判的安德烈去电话时亲口吩咐——股份一定要谈下；该有的权益一样不能少；可以再拖拖。
“阿灿，也许……你可以和渣打的劳丽斯联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博特斯犹豫片刻后，对卢灿眨眨眼。
“哦？”卢灿同样回复一个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眼神，“师兄这话我不太明白……”
现在香江英资代表中，各家关系极其复杂，外人根本看不透，就像渣打和汇丰，两家绝对是对手，但他俩又合力死死把控香江金融业，不让华资银行插手；以怡和、置地、太古等实体英资，又分别在汇丰和渣打银行中占据一定股份，而这两家银行，又在很多英资企业中占据相当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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