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看完之后，便当即吩咐身边轮值太监方正化道：“传太子过来！”
凡遇到重要事情，他都是会叫太子朱慈烺旁听，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问问太子的意见。
看到方正化奉旨离开，崇祯皇帝便又看向张明伟，点头说道：“先生言之有理，配合接下来的国策，这市舶司确实是要改改了！”
从宋开始，就有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衙门，就是市舶司。
明朝时候的市舶司，也是沿用宋时候传下来的一套。不过随着明朝国策的变迁，也就是海禁与否，市舶司经常有变化。
一直到万历中期时，大明一共设立浙江、福建和广东三个市舶司，然后基本上就没有变化过了。
从大明一开始，这个市舶司其实主要是管理藩国朝贡用的。具体职责主要是验明藩国使者的身份，然后查收贡品，征收商品税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藩国朝贡的时候，发现有利可图。
这个有利可图并不是说那种给大明随便一点东西，然后大明皇帝就赏赐好多倍贵重的东西回去。而是藩国进贡的时候，往往会在大明购买货物回去，一趟就能赚很多钱。
因此，藩国人都不傻，知道了这点之后便纷纷假冒藩国使者前来大明进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购买大明商品回去。要不然，是没法来大明做买卖的。
后来明太祖发现了这点，才有了要查验藩国使者身份的要求。就是给出凭证，发给藩国，使者要来大明朝贡，就必须要有这个凭证，能和礼部这边对得上，才是藩国使者，才有到大明的资格。
当然了，藩国使者来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是不变的，就是来大明做买卖的。随船运来货物，再采购商品回去，以谋取暴利。
为此，大明曾经做出过规定，对那些非进贡的物资有两种待遇：属于国王、王妃、陪臣附至的货物，要按50%的税率征税；而商人带来的货物，则按20%的税率抽税。
但是，明太祖虽然做出了这个规定，结果随后又是一道圣旨：“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
这也就是说，先定下一个规定，随后自己又不执行，意思是看看，我明太祖对你们好吧！
于是，明朝中前期都是不收税的。市舶司的存在，实际上是明朝闭关锁国海禁政策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经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掌管朝贡事务。
一直到了正德九年，右布政使吴廷举上奏，因为地方常年用兵，没钱了才开始征税，是百分之二十的税率。但是，这个税只归于地方上，和朝廷无关，一毛钱都没有。
这个事情，一直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他四处派出税使，就盯上了市舶司的税收。万历二十六年，市舶司的税收才终于从地方上移交到了朝廷。
如果一直是这样，那大明海贸的发达，肯定是笔不小的国库入账。但是，历史往往就会开玩笑。
由太监收税之后，就把这个收税的事情转给了牙行代理。
原因是明朝大部分时期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商来华贸易，要通过牙行的代理，牙行掌握了外贸的经营权。他们来代理收税，好像是方便不少。
可关键的问题是，牙行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夺，上下舞弊，货物“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
光是广州市舶司，就有三十六行的牙行组织，代客办理一切手续，包括代办关税。因此，“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牙行赚大钱，管税的太监赚大钱，至于上缴国库的，自然就少得可怜了。
也因此，就整个大明朝来说，海贸税收的钱，从来就不是大头，而是少得可怜。甚至不客气地说，市舶司其实就是名存实亡的。
然后便是崇祯朝时期，郑芝龙掌控了大明沿海的制海权，他通过用发放令旗来收取保护费的方式，实现了征税的这个功能，达到岁入千万的水平！
由此可见，光是海税这一块方面，就不知道被地方上给占了多少便宜！
当然了，张明伟穿越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给崇祯皇帝说过。虽然一开始不方便动这块蛋糕，但是对福建水师的行动也是没停过。
先是不费钱粮，直接调了部分福建水师去补充登莱水师，在重建东江镇的过程中立下了功劳。
到了后来，随着郑芝龙调到京师，福建水师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之后，被眼红的荷兰人给抢了收保护费的位置，就又让福建水师去灭了荷兰人。
就如今来说，朝廷已经有十足的底气开始动这一块蛋糕了。
第一，郑芝龙在京师，所谓蛇无头不行，控制了郑芝龙，基本上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第二，年轻的郑成功改造得很彻底，不和他爹一样。对于皇帝的命令，那是不会违抗的。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朝廷掌握了最新式的火枪火炮，还有蒸汽战船。这就是动这块蛋糕最大的底气所在！
有关这些事情，张明伟都在奏章中说得很清楚，事关这么大的利润，又关系到大明海外的国策，崇祯皇帝当然就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了。
他们正在说着话时，太子朱慈烺便急匆匆地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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