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的灾难让徐州人民和明帝国的边疆民族一样强悍好斗，不畏生死，不蓄恒产，崇尚武力，这样的民间传统也是赵进组织强军的因素之一。
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就成了优点，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两淮盐场，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收拢明帝国的灾民，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工匠、甚至官员。
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
士绅们拿走了好处，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却导致了这等恶果，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
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过二百年的历史中，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只吸取利益，不创造价值，不负担责任的废物。
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活得无比凄惨，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破产破家，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流民”，官方对“流民”的态度很冷酷，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甚至会武装剿杀。
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也有很多自耕农，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讽刺的是，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在这一阶层中，就有士绅，卫所的军户，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
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更不要说，在大明处处都有居心叵测的邪教存在。
从赵进拿起武器到他统一天下，亲身参与大部分战斗和战争的敌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团体，等到赵进的团体强大之后，很多战斗已经不用他参与了......
众所周知的是，赵进的第二皇后木淑兰女士是闻香教，也被称为华夏正教教会的圣女，类似于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现在的闻香教在教义上和佛教道教区别不大，而组织体系上很接近耶稣教会却更加先进，如今闻香教的教义随着大汉帝国的征服传播各处，且光明正大，但在明帝国时候，却是一个为了敛财和实现野心家目的的标准邪教，但这个邪教几次大的行动都是被赵进破坏毁掉。
我们不是要谈赵进和闻香教的纠缠，而是要阐述一个更大的话题，赵进在这一次次牵扯流民的战斗中壮大起来，之所以牵扯流民，因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动背后总有邪教的影子。
流民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大量的流民人口会洗掠沿途村镇，流民的死亡会制造疫病，这就是他的破坏所在。
散沙一盘的流民面对稍有组织，装备相对精良的民团和正规军不值一提，但这是平常的情况，有邪教参与其中后就完全不同，以闻香教参与的几次为例，在流民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极为残酷的筛选，吸纳马贼和盗匪以及流亡军士作为骨干，并且有制式的兵器作为装备，到最后会成为少部分精锐武装裹挟大队前进的行动，这样的情况，已经和明帝国所谓的“大军”很接近。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区区村镇的自卫力量和县城的官方武装就不值一提了，几次闻香教掀起的行动，如果没有赵进的出现，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动摇明帝国在东南之地的统治。
当然，流民被赵进击败之后，对明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更巨大更深远的破坏，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
因为种种原因，毗邻徐州的淮安府和凤阳府的面积都十分巨大，而且这两府大多是平原地形，他们的平原面积差不多等于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积，但淮安府和凤阳府两地又没有和土地面积相称的人口，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
赵进的一次次胜利并不是敌人杀光，实际上，当击溃邪教组织的武装之后，流民团体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了，甚至没有邪教组织的裹挟，仅仅靠着粮食和安置就可以“击败”大股流民。
胜利给赵进带来了大量的俘虏，这些人口恰好补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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