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游骑跑马估算，钵伏山山体、南北延伸约二十多里，东西宽约十余里；钵伏山南边，是更大的连绵山脉。这种大山林，地形陡峭复杂，大批军队除非逼不得已、绝对不愿意进山。
明军主力盛庸部约三个步兵营、一万七八千人，从北面的海岸大营出发，大致向南行军；下午时分，诸部接近了钵伏山南麓的山谷谷口。当天行军路程约三十多里。
相比北面有高地、树林、防垒工事的下山门通道；盛庸自然选择了以主力绕道，从南边山谷迂回进攻日军的路线。
平安的骑兵营已经到了钵伏山东面，伺机袭扰进攻日军援军，将南麓山谷的通路暂且控制住了。这条山谷的道路长约八九里，但是道路狭窄。
不久之前，盛庸得到平安部的消息，日军大量人马正在向西运动；不像是要撤退避战的动静。
这样的情状与姚芳获得的消息不同，盛庸的判断是日军临时改变了方略。毕竟以此时双方的兵力位置，日军想跑、便只能舍弃钵伏山北部的守军。
于是盛庸也不急了，他当即下令柳升率一营步兵继续穿过山谷。而剩下的步兵，则在山谷西口扎营，明日一早再行通过。八九里的山谷道路不算远，但是中军有大量的车辆、火炮、辎重，在狭窄道路上通行不便。
从各方动静看来，盛庸认为战事是奔着会战去的。
既然是会战，那么双方必须要在主要战场聚拢大部分兵力，否则便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盛庸坐镇中军，既要在形势上逼迫日军选择会战，又要在战场上完成兵力聚拢。到目前为止，盛庸的平衡保持得很完美。
毕竟明军初来乍到，数日之内登岸、并完成这样的战局部署并不容易。好在盛庸经历的“靖难之役”、“伐罪之役”，统率的军队规模是几十万，战场是方圆几千里的调动；这次对于两万多人、局限于九州岛北部地区的部署，他可以做得更加细致。
通过姚芳获得的消息，盛庸估计日军兵力是官军的约四倍。但他认为、此次会战官军仍有很大的优势。
装备了大量火器、披甲率很高的步兵精锐，正面决战应该远胜日军。同时平安手里的两千精骑，也绝不能用两千人兵力去估算。朝廷养一个骑兵，耗费至少是步兵的六七倍，昂贵的成本并非没有道理。
而盛庸对日军的理解，是根本没有像样的骑兵。日军那些配备矮马的马兵，从冲击力、速度以及胆量看，都比较弱；而明军步兵，一向对付的是弓马娴熟的蒙古骑兵。
这时中军主力已经停止了前进，辎重队正在各处修建军营。
盛庸带着亲兵拍马向东奔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了那处谷口。柳升部已变成了长龙般的纵队，正在进入谷地狭窄地形。
绵长的队伍显得很肃静，周围被脚步声充斥。不过偶尔也有人在队列中说话，因为那说话的士卒在上风口，便远远地传到了盛庸的耳中。
那士卒的声音隐约道：“俺还是孩儿的时候，村里有个汉子死了，修房子踩翻了摔下来，脑门磕在了石头上。好多年了，他家的人烧纸钱还会痛哭，村里的人也时不时提起他。后来俺第一次杀人，便想起了那个同村的汉子，几个月心头都慌得很。”
另一个声音道：“而今还慌不慌？”
那士卒道：“后来见得多了，现在啥也想不起，就是觉着没好死的人身上都有臭味。”
说话之间，那两个说话的军士忽然看到了盛庸等人，便闭了嘴，默默地跟着人群步行。
盛庸转过头，看到骑马在身边的姚芳，便道：“见过血的剑，跟新锻的剑确实不同，有杀气。”
姚芳抱拳道：“大帅必胜。”
不过盛庸脸上毫无波澜，更没有喜色，他面无表情的样子、倒是稳得很。毕竟日军敢战，那便是对手；盛庸觉得自己便应该认真对待、重视此役，并用尽一切手段去获得胜利。
孙子兵法说得好：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没有哪个武将有理由，把战场当作儿戏。
中军各部将士休息了一晚上，次日下午，盛庸率主力抵达了钵伏山东面的平原地区。大军在距离日军前营约五里地的地方，修建营地工事驻扎下来。
平安的骑兵营，也向盛庸部靠拢了。自此，明军已将主要兵力汇聚到了战场。
战场周围到处都是游骑，好像谁也不清楚何时开始的冲突，早已在各处发生了小股人马的角逐。盛庸骑着马在四面奔走，亲眼察看各处的地形情况。
这是一片平原，明军的左侧是钵伏山，右侧是一条不知名的河。中间这片平坦的地方，宽度在六七里左右。
按照姚芳得到消息，日军总兵力在八万以内，人数比明军多得多。但是斥候反复打探之后，确定日军各部都在河流的西侧，并未在横面展开太宽；敌军放弃了横面宽度上的包抄优势、而增加大营纵深，显然对明军的战力也有比较充分的估计。
双方各数以万计的军队规模，距离在五里地，这样的形势让大战无法避免了。谁敢忽然全军撤退，必定会在追击之中、造成军队混乱与辎重损失。
此时明军中军对日军也有一些了解，通过斥候队见到的旗帜家徽判断，盛庸知道了日军的部署。西面是大内家的人马；中路是斯波氏、山名氏等大名的联军；东面是细川氏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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