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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一号线隧道的备用通道里,能听见外面传来的、经过三十层混凝土和铅板过滤后依然清晰的轰鸣——那是行星发动机的脉搏,是地球在宇宙中拖行的沉重喘息。空气里有铁锈味、臭氧味,还有蚯蚓干被加热后的蛋白质焦香。我的化妆师李姐正用最后一点定妆粉拍打我的额头,她的手指在颤抖。
“林星,该你了。”耳麦里传来导演陈平沙哑的声音,“全球收视率已经破63%了,联合政府文化部的长官们在看,MOSS也在看。记住,你是‘希望’,你是‘光’。”
我点点头,没说话。说话会破坏唇妆,而唇妆是联合政府形象设计部研究了七个月才确定的最优方案——#FF6B6B,学名“珊瑚红”,在低色温的地下城照明下,能模拟出旧时代夕阳的温暖错觉。
通道门滑开,我走上舞台。
准确说,那不能算舞台。那是BJ三号地下城最大的交通枢纽——曾经叫“西直门站”的地方——中央被清空出的一片圆形区域。周围是十七层环形看台,此刻挤满了人。不,是挤满了“观众”。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工装,脸上是统一的疲惫,眼睛里却燃烧着某种统一的、近乎病态的光。
那些光,是投给我的。
“林星!林星!林星!”
呼喊声起初杂乱,很快汇成整齐的潮汐,撞击着穹顶上悬挂的巨型屏幕。屏幕上正滚动着数据:实时情感共鸣指数:87.4%、神经兴奋剂分泌平均提升:220%、自杀倾向监测:归零。
我抬起手,微笑。
潮汐变成了海啸。
这一切开始于三年前,我第一次被选入“精神文明重振计划——方舟项目”。那时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声乐系毕业,最大的梦想是能在地下城酒吧驻唱,赚够点数买一把真正的、不是数字模拟的吉他。
面试官是位穿军装的女人,肩章上有三颗小行星。“林星,”她看着我的档案,“你的声纹分析显示,你的声音能在97.3%的测试者中引发前额叶皮层a波同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摇头。
“意味着你能让几乎所有人,在听到你声音的瞬间,进入一种轻度催眠般的平静状态。”她顿了顿,“在旧时代,你这叫天赋。在这个时代,你叫战略资源。”
于是我成了“一号线”上的第一个“定点投放艺人”。
“一号线”不是地铁。它是联合政府在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第五十年时启动的超级工程:一条贯穿所有主要地下城、直径十二米的真空管道,内部是磁悬浮输送舱,能在四小时内将“重要物资”从BJ送到加蓬。最初设计用来运输精密仪器零件,后来他们发现,比精密仪器更脆弱、更需要快速稳定投送的,是“人心”。
我第一次登上输送舱时吐了。4.7倍重力加速度,四十分钟的黑暗,然后舱门打开,我出现在雅加达地下城的中央广场。面前是五十万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岩层微震,死了三百多人,疏散用了十小时。
我唱了《茉莉花》。最古老的那版,没有合成器改编,只有清唱。
唱到第二段时,我看见了。不是用眼睛,是别的什么——某种刚刚在我体内苏醒的器官。我看见淡淡的、银白色的光点,从那些仰起的脸庞上飘起,像逆流的雨,朝我汇聚。它们穿过空气,穿过舞台上方的全息投影仪,钻进我的皮肤,沉进我的骨髓。
那晚的监测数据创造了历史:区域性集体焦虑指数下降71%、生产效率在接下来七十二小时内提升18%、无新增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
陈平导演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全是血丝和狂热:“林星,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你比一千个心理干预小组、一万支镇静剂还有用。你不是歌手,你他妈是人道主义武器。”
我那时以为他在夸张。
第一次明确意识到“那种力量”的存在,是在半年后的木星危机纪念日演出。
那是在领航员空间站的观测台,真正的太空。观众是五百名轮值宇航员——人类中最坚韧、也最孤独的那群人。我唱《回家》,旧时代的老歌。唱到“归来吧,归来哟”时,一个年轻的女宇航员突然开始抽泣。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银白色的光点再次浮现,但这次不同。它们更亮,更密集,像一场暴风雪。它们涌向我,涌入我。我的声音在那一刻变了——不是我控制的,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接管了我的声带。声音穿透了观测台的玻璃,穿透了真空,在无介质的宇宙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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