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片刻，张汉卿说：“东北联省自治政|府绝没有损害贵方利益的行为和打算。对中国政|府来讲，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敢将山东划出中国，吉田先生应该了解目前的民意。家父兵出山海关，也无非是借此机会入主北京，于贵方利益并无任何冲突之处。学良愿请双方保持互信，维持目前难得的安稳局面。至于奉军入主北京后，可以保证，贵方在华的一切现有状态均保持不变。”
这一举动也是事前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日本对五四运动也并未作直接干涉，对亲日的段祺瑞政|府的最终倒台也并未作过多直接支持，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日本人，视张作霖为段祺瑞后最大的代理人。老张没倒，日本也就没有兴趣理会段祺瑞的死活----反正直皖大战后张作霖的地盘也扩大了。
既然现阶段大家还是按照原定的历史在走，那么只要把住不直接、不严重刺激日本的对华政策，至少可以暂时在国内不改变历史的走向。
只要化解了将来直奉战争的威胁，按照东北的模式治理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华北与西北，实力越大，将来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概率越大，当实力大到一定程度，最终和平统一中国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张氏父子在尽晓日本底牌时，敢于显出强硬一面，又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吃了颗定心丸，使得日本在其后的发展中，并未对局势做过多的干涉。
14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最近处抵达北京边境的密云。
这次战争历时仅五日，战中皖军东、西两路全线溃败，段祺瑞已如丧家之犬。
如此结局，让交战几方都觉得不可思议。
边防军算起来装备在诸方中最好，甚至比有经济大发展依托的奉军还好，竟然撑不了几个回合。这种不堪一击之势不应该是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西北边防军的真实水平。
其实倒不是他们战斗力不强，而是皖系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因此战斗意愿就低。
而且皖系本来强力对阵直系，奉系突然发难，严重干扰了其阵位判断也是一方面。皖系诸将在直奉两系的合力下意识到久战必败，也最终没能凝成一股绳，各自怯战，最终将无战心，兵无战意，不败才有鬼了。
不过这也是中国之福，皖系干脆利索地落败，倒也没让中华民族元气大伤。
不少人都劝说段祺瑞罢战为上，段也在犹豫，害怕战争责任的追究。因为奉系大有不依不饶之势，吴佩孚也发声说：“除皖系十大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余不计。”特别是徐树铮，当年曾枪杀直系要人陆建章，这笔帐不能不算。因此，吴佩孚表示：“赏十万元取徐项上人头。”
对此，《奉天时报》及时发声，认为“如能减少内耗而少夺将士之命，即于国家于民族为大功一件，当既往不咎。”张作霖也派人和段祺瑞联系，表示只要皖系军队向奉系投降，将确保相关人员的安全，张作霖将努力为之缓颊，这坚定了他停战的意愿。
段祺瑞曾经三落三起，对于自己上台下台之处境倒没有多少担心，反而对其手下大将徐树铮的处境非常挂念。张作霖当即大打包票，表示只要其本人未落入直系手中，他都将尽可能予以转圆。
能够让这位民国新晋枭雄如此礼遇，徐树铮真算是异数。不过他还真不怕自己的安然，知道大势已去及段祺瑞的想法后，怀着对吴佩孚等的愤怒，他即命令已在奉系围困中的边防军就近向奉系投降。既然左右是个输，怎么也不能尽把好处都给了仇人。在他想来，直系根深蒂固，吴佩孚手下的兵都是能打仗的，不扶持一把奉系，将来谁可匹敌之？如何再乘乱东山再起？
到7月18日，靳云鹏向段祺瑞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已安顿完毕的段祺瑞当即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
当天，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次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
皖系四大金刚兵败如山倒：两面派的靳云鹏因为曾给张作霖通风报信，所以他不怕；吴光新、傅良佐都丢下军队离开了；而徐树铮作为吴佩孚点名要处置的角儿，不得不自谋后路。他开始中变换行踪准备逃跑，先是冲进家门，然后又去银行取款，筹措风紧扯乎的路费。接着却冲进了书店，归还之前买书欠老板的书钱。
书店老板惊诧地说：“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不快点逃命，还来还钱干什么？”
徐树铮笑说：“现在不还，怕以后没机会了。”
然后他从容前往六国饭店躲避，以谋东山再起。这种心机似海的军阀策士，也成为诚信待人、欠债还钱的模范顾客。他到了日本使领馆后还不忘风骚一把，赋诗一首来恶心吴佩孚，内云：“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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