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中不是没有人才，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但是像这样作系统性地归纳的，没有几人。
在奉系内部多为老派将领，这些人久随张作霖，虽然在一些大战中出力甚多，但是作风粗糙，有浓烈的军阀作风。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主张张作霖作关外的“土皇帝”。奉军官兵也有很重的恋乡情结，对在异乡出兵打仗有本能的排斥。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奉系相继得到兴安、蒙古、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区，实力大增。随着奉系实力的扩大，渐渐地占山为王、武装割据、拉帮结派、分封诸侯的思想又涌了上来。直系在分裂，奉系又何尝不是？只不过他们变异得比较缓慢而不显眼罢了。
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大老粗一个。虽然在奉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侥幸成功了，对中国的危局却浑然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野心不过是在东北获得一些好处，倒不至于真正威胁他的统治或是更有甚者有吞并东北的野心。在得到近10个省区的实力后，禁不住洋洋自得，大有“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想法。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在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是一师长，不应过问政治”云云。
张汉卿对奉系上下自骄的情绪非常担忧：外敌环伺，内分南北。以奉军实力，对付各派军阀稍有见长，与日军实力却又相差太远。他时常与张作霖点评奉军人物，臧否时事，以内部人才凋零，少有能独当一面及有战略眼光之将帅奉劝乃父，要驱除日本人之威胁、行统一中国之大业，为时尚早。
在张汉卿看来，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只有韩麟春。其余像丁超、汤玉麟、熙洽、万福麟、于珍、张景惠、许兰洲等辈，只可做一方镇守使，有的甚至连标准的将官都不能算。稍出类拔萃的如姜登选，因性情刚毅果敢、豪爽轻财、不唯荣利、治军严明，且能与士卒共甘苦，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却不是好的指挥官。虽然正史上姜也名列“奉军五虎将”之一，但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突出，有时用屡战屡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是以张汉卿善用其优点，任命其担任军队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也算是人尽其才。
郭松龄也是将才，在奉军高级军官中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因为有史上的“滦州之变”，张汉卿还是希望把他牢牢地栓在身边。万一他仍向正史上那样反戈一击，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又成泡影，搞不好威力更大。
张作相算一个人物：他久随张作霖，沉稳忠心正气，深得上下信赖，在奉军中很有威信，在正史上也是张汉卿的忠实臂膀。张汉卿对他的评价是坐镇中|央尚可，出任地方诸侯未免小用、开拓能力又不足。
杨宇霆是个人才，但是因为招募私兵，已被废黜2年。这个人在军工装备上是一把好手，正史上虽然跋扈了些，真正本领是有的，是将来总装备部长的有力人选。张汉卿想建议张作霖重新启用杨宇霆，却又得要努力防止其结党营私，自成体系。
张汉卿觉得自己算一个，但他还处在给奉系夯实地基阶段，这也是他的强项。对于战略筹划，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穿越的优势所能带来的了。这是个费时费力而又漫长的工作。
一句话，奉系与人民党系表面上强大不假，但内里还是一团糟。
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等人有想到过一些，但苦无良策。现在张汉卿找来的蒋百里，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本身就是个人才，少帅用人的眼光，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蒋百里的能耐，在于顺“势”引导，就像他毕生所坚持认为的中国必胜之论：“知道自己的问题，努力去改善就是了！至于是不是为此就畏敌如虎？又不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缺点，公知否？
直系磨刀霍霍，意欲卷土重来；日本人虎视眈眈，时有吞并东北之意，是我们面临的直接压力。试问在坐诸公，如果日本猝发一击，目前在东北各要隘有多少军队可以一战？又有多大胜算？每次东北与日本或有争端，日方辄以拒绝使用南满铁路为要挟。这样一来，只要在短期内集中到优势兵力，必然瞒不过日人。所以日军在东北可从容布局，而我军则处处受到掣肘。
是以日本每逢军事压力则集中优势兵力，而我方之面对人力稍嫌不足。长久以往，惧日之风大增，是以逢与日方争执处，政|府即未行而落下风。至民间，则恨日与惧日并存。恨日者，为日人多行不法；惧日者，为政|府不能有效维护民众利益，辄以软弱应对，久之让日人骄横之心日增，则我民众惧日之心日长。若不能改变局面，不用战，我已败。无他，民心已失，士气已无。
日军是否为其所传诵之不可战胜？我看此言大谬。”
蒋百里以他对日本军史独到的研究，以奉军官耳闻能详的日俄战争和军神乃木希典为例，谈及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
“国内外军史及军事家都认为，日俄战争中日军海陆军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强国出现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的胜利，其实是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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