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敢怠慢，急忙向郭松龄等人说：“是地震！这还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现在传达我命令，全体官兵都离开砖瓦楼房，向空旷地宿营；马上向甘、宁、青、陕各省政|府发电，要求他们层层下达防震通知并开始做好救灾准备；向沈阳总司令部发电，要求迅速准备过冬用的棉衣和帐篷以备急用；各地人民军立刻作战备动员，准备全力投入救灾！”
一连串的命令让韩、郭都很吃惊，郭松龄很不安地说：“少帅，我只是猜测，算不得准。”在这大战的前夕，人民军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少帅为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感觉和猜测而大动干戈，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如果没有确定而要求地方备灾，我怕会引起惊惶。”
张汉卿此时已几乎跳起来：“确定无疑！”这些天来他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在胸口，但是始终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现在知道一定是这个了。虽然时间不敢完全确定，但这个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提前、如果有机会提前布置，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入疆的部队暂缓行动，立刻成立防震救灾总指挥部，以海原为重心，周边隆德、西吉、景泰、靖远为重灾区，其它外围视情况而定。电令以急件形式发出，通讯一定要快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为什么抗震救灾一定要军队参与？因为它令行禁止，效率不是一般的高。来自西北地区最高军事机构的命令唤醒了马麒、马福祥、马廷勷、于右任等四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在完全摸不着头绪的情况下立刻以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想法展开了动作，因为少帅的电文很短很急促，根本未让他们有置疑的机会。
正是这种不清楚、但不敢误事的心态，使得政令极为通畅，无形中救了很多人。像于右任，怀着对少帅大公无私的钦佩，立刻在发布政令的同时在深夜的西安进行大动员；西北三马，本来在地方就深孚众望，他们的命令也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了各县。
至于下一层级，对不起，晚了。
晚8时零5分还是6分，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大约1200公里，从上海到海防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信赖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
在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许多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
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
在距中国海125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走向市场的主妇们突然觉得晕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样感觉；
一艘从上海出发驶向香|港的英国“Devanha”号客轮行至汕头外海时感觉到像地震一样强烈的震动，以至于船长以为可能是船撞在了淹没的漂流物上…
这是苏联一位佚名作家撰写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整个世界几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而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处在地震中的西北，在震中的海原。这里已经成了佛教中的阿鼻地狱，正经历着生离死别的残酷考验。
大乱之世有大灾，这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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