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西北腹地与武汉相距太远，本着就近指挥的原则，张汉卿新建了华中人民军司令部，将一部分部队从西北人民军中分离出来。
人民军主力第1、4两师及新编的第7、8、9共五个师编入华中军区，驻所武昌，节制湖南、湖北诸省军事。华中军区的司令，为戢翼翘担任。除这几支部队外，还节制着未加入人民军序列的湖北第一师和作为机动的第26师。
张作相虽然被委任兼管武警部队，但考虑到路遥和通讯系统的落后，两个司令部的武警部队的管辖权都暂由各司令部直接负责。
两大司令部各自休整，共同训练，中国中西部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正当张汉卿把目光转向被人民军控制下的陕、甘、鄂三面包围的天府之国时，从新疆辗转到兰州的苏俄特使联系上了西北人民军，并传来苏俄领导人接受奉系以粮易军火的提议。
这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张汉卿正愁着人民军离奉系大本营太远而担心装备供应不足、而海上长江里运输军火不是长久之计，刚打瞌睡，枕头就来了。
原来苏俄国内的粮食问题已经到了要亡党亡国的地步。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农民暴动期间，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2.6万名暴动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不只中国有，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
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
“人吃尸体？！”列宁惊诧地发问道，又立刻愤怒地指出：“武装干涉者要为此受到惩处！”自然，他没有提到武装粮食征集队。
不过粮食还是要征收的，1921年5月19日，苏俄政|府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
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美国救济署向苏俄派驻了救济人员，他们向苏俄政|府作出保证的情况下，在苏俄境内的16个区开展救济，从美国购买粮食运抵苏俄境内，截至1922年7月共计运抵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美国救济署还向饥民提供医疗帮助，并为苏俄政|府在国际市场代购粮食。
不过有粮食大户奉系在，苏俄政|府还是主要倾向于从中国获得粮食，这样既不失尊严，又间接表明了其对奉系政|府的支持态度。
因为从大局上看，奉系入主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能够提前与未来的中国政|府成员打好关系，对于苏俄拓宽生存空间和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是很有好处的，此外，中国的强大能够有效扼制日本对其远东的压力。
所以苏俄特使奉命来与洽谈以粮易军火的事宜，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定给中国火炮生产线及一批军火专家，当然前提是中国政|府要为此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这是当然要给，不说技术支援，就是后世员工出差都有一笔钱不是？张汉卿欣然与之深入交谈，并提出包括机床、冶金、化工、石油勘探技术等一揽子援助计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这么大，不能都靠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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