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通，刘枫当初是深有感触，在单于乡和靖江区，乃至同兴市都没有这种感觉，在教育部、中组部任职期间，几次下去调研，就已经感触颇深。尤其是后来在珠江市，更是鸭子听雷，不知所云，一直到离任，还需要一个翻译。
至于说初来乍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政事人事，都不甚了了，为官者会有些茫然，干什么、怎么干、能干多久？很多人认为，即使想因地制宜地施政，初来乍到者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因地制宜。
这些在刘枫看来不是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官”永远不是全部，只有“吏”才是地方官场的主流。一个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该因地制宜，实际上就是要注重地方干部群众的智慧，兼收并蓄全新的理念，形成新的建设发展思路。
上位者更多的应该带来进步的思想，正确的政策解读，全新的建设理念，这些和当地实际相结合，才能让地方经济发展有更广阔的前景，才能带给地方全新的发展思路，而不是人云亦云！
某些被调任者会有的种种苦恼，大批官员因此得背井离乡，某些官员得陇望蜀，穷乡僻壤的乡长想赶紧调进城里，小城市的想进大城市，落后地区的想调到富裕地区。
这种官员本身就是贪得无厌的，完全不适合走仕途，今天他想着进城，明天就会想着换豪车住大房子，后天就会有更加奢侈的享受欲望。这样的官员，晋升的越高，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危害越大，还是早早不适应淘汰的好！
任何一种政策不可能尽善尽美，流官制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但是异地执政一定会杜绝某些贪腐窝案的发生。异地执政就会形成官和吏之间的相互监督，没有根基的政府或党的首脑，也会被更多的舆论媒体监督。
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刘枫在文中建议，应该先期适应，除非意外事件，就像西门无风书记落马那种事，拟议任职的官员，都应该提前进入班子适应，这个适应期以一到两年为宜。
紧接着，刘枫在洪江市常委会上提出：“鉴于低保金冒领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提议，对以各种名义贪占国家、集体乃至私人财产的干部，有过索贿、行贿前科的干部，有过严重经济违纪行为的干部，进行劝退和清退处理。”
这个提案的打击面可是有点大！不要说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即便是在红色年代，如此严苛的限定政策，恐怕也会让官场为之一清！
董强皱皱眉：“这个提议不妥吧？我党一向提倡治病救人，而不是赶尽杀绝，这样的处理方式，对那些失足干部是不公平的，我反对这样的提案，这份提案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侵犯公民择业权的嫌疑。”
“不错，我同意董书记的观点，”组织部长陈学晶在人事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她深知自己手中的档案里有多少曾经犯错的干部，“过度提高公务员从业门槛，并不是一个防腐的有效途径。”
海远帆不以为然：“这个规定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像刘枫同志当初提到的，侵犯了华夏公民宪法赋予的基本权益，势必会受到各方面的抨击，不具备操作性。”
“这个提案过于激进，”乔红军同样提出异议，“且不说是不是违反了国家的基本法《宪法》，如果制定这样一个违背人性的规则，很难在实际工作中操作。”
第一次，刘某人在常委会上的提案遭到如此强大的反对，就连刚刚晋升的魏明泽，也没有表示支持。来自燕京军区的李晟，对这样的提案，感觉像是一个愤青，而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
李晟审视着燕京城传说中的官场调教师，看来风传有误哇！一个提出如此幼稚提案的干部，怎么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莫非他的上位，无非是凭借强大的资金推举出来的？
刘枫知道自己的提法太过惊世骇俗，还是坚持：“建立公务员信用制度化，凡是曾经有过贪占行为的，不计多少，都视为不符合公务员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将成为公务员行为的准绳。
程度轻微的劝退，可以有一定缓冲期，这个缓冲期不要太长，最多五年。当然，这类干部还可以在事业单位工作，原则上不允许重新进入体制内。曾经受到过党政纪处分的，清退出公务员队伍，事业单位也要杜绝此类人员的录用。”
大家面面相觑，这位看来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预谋已久！居然已经有了操作细则，越是这样危害就越大呀！这下子班子成员都无法保持淡定了！
乔红军摇摇头：“这个信用体系倒是一个不错的提法，问题还是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不具备操作性！实际上这种标准一旦付诸实施，势必会造成新的择业歧视，会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还是不要生搬硬套西方世界的那些东西，”海远帆忽然有一种优越感，这家伙还是太嫩呢，这个制度如果推行，将会被所有的公务员反对，“什么信用体系，这东西不适合华夏！”
刘枫淡淡的看一眼海远帆：“华夏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吸取外界的营养为我所用！现在很多人羡慕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同时却对西方真正优质的东西嗤之以鼻，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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