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刘备宣布赏赐百官缎匹、休沐假期，长安城很快进入了普天同庆的热烈氛围之中，复燕破曹的捷报也传遍了关中大地。
“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不但攻下了蓟县、光复了幽州，还在易水之战大破了曹操！”
“曹军折损兵马足有五万以上！真是大胜啊！平袁熙算是意料之中，袁熙孤立无援就那么几万人，迟早是围得下来的。
曹操可是如今关东诸侯中最擅用兵的了，能正面击败曹操的援军，大汉重归一统指日可期啊！”
百官纷纷如是议论，果然大家的眼光也都还不错，知道破曹这个意外之喜，比拿下蓟城更重要也更难得，毕竟后者本就是板上钉钉的。
随之而来，想在天下统一进程末期多捞点谋划之功的朝臣，也纷纷绞尽脑汁、给刘备上表劝战。
连一些平时不懂军务不言兵事的纯文官，都开始凑热闹了，几乎如北宋士大夫一般。
当然了，凑热闹的有，真心知兵的也有。比如刑部尚书法正，就心心念念很想重操旧业，过问几句当年他自觉颇为擅长的军事。
法正连续给刘备上了两三道表章，详细论述，劝刘备趁着幽州已平、曹操新败、而邺城还未破的时间差，当机立断，在今年进入寒冬之前的最后阶段，扩大战争，在冀州也多割几块地。
以法正的智谋，这些话当然不是乱说的，军事账算得很明白。
刘备也仔细看了法正的账目：袁曹合流之前，关东两大诸侯的老兵、生力军，总兵力不过50万。如果没有易水之败，那么曹军在整合关东后，大约还能有35万生力军。
但现在易水之败额外导致曹军硬生生又折损超过5万人，还丢掉了在渤海新拉的壮丁、损失渤海清河两地不少人口潜力。
关东伪朝的老兵总规模跌到30万，而刘备方面却临时增长到了63万左右（因为额外多抓了俘虏，但这些部队有些是新拉的壮丁，天下统一后会遣散归农，不会保留那么多常备军）
这个兵力比已经超过两倍了，现在才九月份，紧急动员的话，十月初可以展开新的攻势，法正觉得今年还是可能稍微多捞一点的。
当然，入冬了再打仗，天寒地冻导致士卒苦不堪言那是肯定避免不了的。而且被攻打地区的百姓，也会陷入愈发深重的苦难。
尤其是饥荒和瘟疫导致的人口锐减，会呈现百分比叠乘的恶化。
道理也很简单：现在开始打，百姓冬天就不得休息，河北地区的人民，明年春耕时肯定还要继续连着打，冬小麦的播种和春耕都没了。
连续耽误两年农时，造成的大面积饥荒饿死的人数量，肯定比“三年里有两年发生大面积误农、歉收，但这两年是间隔的”，要多得多。
毕竟中间有个正常年份间隔的话，很多死亡线上的百姓可以缓过一口气，有点积蓄余粮的可以靠积蓄余粮撑一下。
但两个大荒年连在一起，余粮积蓄全部吃光，就只能人吃人了。
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越叠加越容易传染。
两场10%人口感染的瘟疫，说不定就渐渐平息群体免疫了。一场20%人口感染的瘟疫，说不定就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后续会恶化到30%、40%感染率。
但法正坚持扩大战争的理由也有点说服力，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灭曹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早点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百姓痛苦也会小一点。
刘备说实话有些心动，拿法正的意见跟荀攸商量了一下，又跟刘巴、诸葛瑾商量了一下。
荀攸没有明显倾向，只是劝刘备决策前要慎重。
而诸葛瑾和刘巴则是明确劝刘备别这么干，这么大事儿应该先跟丞相商量商量。
颇懂经济规律的刘巴还私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
桓灵时天下大乱，汉统衰微，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战乱不断，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点结束战争状态，却不解决社会问题、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就算重归和平，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汉顺帝时期。
换句话说，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
最后，刘巴敏锐地指出，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学习进步，揣摩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利于推进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为没法用“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这个借口，让一切阻挠者让路。
而战时体制，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
刘巴还举了个例子：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战争国债”？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够财力支持嘛？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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