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宋，军府卫。
高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年多整个人忙得脚不沾地。
陈沐一走，整个南洋军府的难题便全部压在这个小老头的肩膀，有些他应付得来，有些他也应付不来的事情便要勉强应付下来，头疼得很。
这与才能无关，南洋军府的常规事务是很容易归置清楚的，但更多涉及技术性手段的事，高拱不明白、纵然有些猜测，也不敢做。
“时近入冬，入冬之前再向九州岛运送最后一批辎重粮草，下一次再向那边运粮就要到来年二月，让陈八智将军做好接收。今年吕宋的岁入余下粮草都送到马六甲，陈帅那边的米粮也足够过冬。”
“自军府银库再调拨二十二万两，于苏禄、爪哇、琉球等朝贡国购入米粮，囤军府卫，以备不时之需；安南顺化的阮潢来信，说他那边已建好船港，请明人商贾前去贸易，这封书信发给吕濠镜黄程，让其召合兴盛诸贾商议，三十条大福船商路一年两趟，陈帅许其兵甲火铳，照实运送。
“诸卫主官西征缅甸，南洋军的冬操也要照旧，军府议诸千户所每月一操，各军自议何时来军府卫会操，每至十日来军府卫会操，这是要发给各个千户所的，要快船发送。”
“至于广东，唉，广东。”
高拱曾做过帝国首相，甚至是整个大明帝国以来最有雄心壮志的首相，企图以律法形式来约束皇权，重新在大明立定相权，以真正确定内阁为国家政治主导，不过也因此被后宫、宦官、朝臣同时排挤，中断政治生涯。
吕宋及诸国的知府治政、指挥使练兵不是问题，针对日本国的战事已由最激烈的交兵转向对峙阶段，爪哇国林凤总督也做的不错，这些对高拱而言都很容易，但广东的事最让他头疼。
没别的原因，高拱是个重视权限的人，不论作为首辅还是作为南洋军府都督佥事，他在心中都有自己职权的界限，界限内的全力达成，界限之外则要先想方设法扩大界限才去做。
但陈沐不一样，军府都督心中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朝廷的‘南洋’在越扩越大，而除了海外的事，他还在借助官方力量影响广东。
这在高拱眼中不是南洋军府应该做的事，可偏偏，陈沐所做的一切偏偏都是为了影响广东，并且——这还不是错的。
如果说南洋军府存在一个主旨，那这个主旨便是借海外之力反哺两京一十三省，广东的广州府，则是帝国在南洋利益官方唯一输送渠道，南洋军府与广东在利益上天然不可割裂。
可广州府的变化令高拱有些捉摸不清，那里不论风气、环境、模样，已统统变得与朝廷治下各地变得不同，即使是高拱，看到这样的情形也不禁踌躇。
他一直与宣大的吴兑传信，知道那边的情况，吴兑非常重视集体劳作，依功计酬，又有宣大总督的职权，从宣府军器局、纺织厂，到如今煤矿的雇佣生产都大展其才，但宣大的情况与广东不一样。
宣大的工厂很多，以至于影响了百姓耕种，如今陈沐从俺答手中要回三百里直至板升的贫瘠土地都种上红薯土豆，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原本丰腴的田地被逐渐荒废的情况。
农夫涌入工厂成为工人，也算时运，出现一次饥荒反倒帮了吴兑，让宣大的大地主雇佣更多佃户，在安南战事没开始前，那些大地主被陈沐称作‘农场主’，听起来还有点鼓励这种土地兼并。
可高拱觉得这样问题很大，吴兑也是如此，因为宣大对白银的依赖越来越重了。
为此，吴兑还专门从朝廷请下一道圣旨，规定宣大之间从土豆红薯米粮到各类蔬菜，物价长平，违律则斩。
宣大如此，还尚在朝廷掌控之中，因为那里虽然出现许多工厂，但那些工厂都是直属朝廷的，军器局、纺织厂、煤厂主管皆为朝廷新设官吏，最终出产货物也属于朝廷，在管控上而言对朝廷更容易。
优势与缺点显而易见，当生产可以维持、依然存在市场时，工人旱涝保收；可一旦市场崩盘，宣大收支不抵，则工人得不到工钱，又没有田地能够养活自己，这一切最终报应还是会由朝廷承担。
那是一年上百万两的工钱，就不单单是十几万两白银即可赈住的灾难了。
但广东的情况是不同的，广州府除香山船厂、南洋卫纺织厂、南洋军器局、南洋卫港军器局、南洋卫港船厂五处直属南洋卫的工厂外，余下工厂或大或小不下八百家，皆为商贾有所。
如佛山铁厂，为一百二十炉户铁户合办开厂；新会龙虎船厂，为新会疍户三十七户、沿岸受抢掠一百二十四家渔民、七个道士、三个小说家合办，原名龙虎道君船厂，就在龙虎真君庙旁边，因迷信淫祀，被官府勒令更名。
遍布广州府的工厂大抵如此，或为百姓合办、或为商贾开办、或是赋闲官吏与百姓合力开办，关系错综复杂，又有陈沐全力支持，各类工厂如火如荼地开办起来，而且没有倒闭的风险——大批原材料由各地运来，包括海外，出产产品卖往各地，实在卖不出去的就堆在濠镜，总有一艘大福船能把它们运走。
抱着这样不知从何而来的信心，人们像疯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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