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才女当年就曾在王氏围墙之内说过，言于暗室，必生诡谋，这并非是随口道来的说法，还真有些道理和依据。
你想想，在灯火昏黑的私宅之中，两三个人凑在一处，那平日里不能说出来的想法也就能聊一聊，平时不敢有的想法，可能也就会冒出来了。
所以又有说法，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做大事的人，必定要与阴谋为伍，你弄那许多人来相商，还谈什么阴谋诡计，直接你就“光明正大”了。
权谋这东西，明暗交织，凡能驾驭者，必有分寸，不然明的被你在私室之中说起，暗的却让你摆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是要掉脑袋的。
范文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准备好了跟突然到访的李赟商量些凶险的阴谋诡计，只是他怕李赟不明白，尤其是李赟作为内史令，深夜间跑到四处漏风的太子府中，行迹会不会落在旁人眼里？
范文进是个很喜欢从大局着眼的人，可悲催的是，他从来没有掌控过大局，换句话说，他属于后来的文人们很愿意鼓吹的谋士之列。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受到后来人所追捧呢，很简单，谋士不用负担那么重的责任，他只出主意，出彩的地方多，一旦事败，一句主公不听良言相劝云云，便把责任推卸掉了。
而且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别以为谋士好当，谋士的生活很刺激，动不动就惹了主公不高兴，掉了脑袋，也就是说，他不用为事实本身负太大的责任，可他却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一个典型的文人职位。
既能淋漓尽致的体现文人的才智和价值所在，生涯又偏于起伏跌宕，也便符合了传名于后世的诸般条件。
实际上呢，在乱纷纷的世道里，很多后来人口中的智谋之士都是身不由己，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一群人。
就像来到姑藏的范文进，一天下来，不管他有怎样的才智，都不得不将希望放在一个头一次见面的人身上。
这无疑是现实对智谋之士的一种深切的嘲讽。
当然，范文进还无法跟那些古之俊杰比肩，人们也习惯以成败而论英雄，此时的范文进也根本无暇去想自己的身后之名，正当壮年的他正在努力挣扎中……
局面之紧迫，在他和李赟的夜谈当中表现的很清楚。
几乎没什么寒暄，更不存在试探，早有准备的李赟当即便先向他大略的说起了姑藏的形势。
皇帝病重，已不见外臣，李赟率先陈述了一个事实，至于之前或如今其中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李赟没说，范文进也不会愚蠢到去问一问，现在谁能和皇帝见面，消息又是怎么传开的，几乎弄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李轨又是不是真的病的很重。
因为这很没必要，除了显示你抓不住重点，让人看轻之外，不存在任何好处。
人家想用这个告诉你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病了，才是如今局面的根源所在，不然的话，姑藏城中绝不会剑拔弩张至此，让外人来看笑话。
接下来李赟用的都是叙述句，很快便让范文进对凉国都城中的势力分布有了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先就是安氏兄弟，他们身后是昭武九姓胡人，大业年间，因突厥分裂，杨广志得意满之下，目光转向西域，于是，昭武九姓自此复兴，族人行迹遍布西域诸国，远达中亚。
隋末战乱一起，商路断绝，昭武一族失了靠山，立时损失惨重，安修仁用商人的眼光看中了李轨，与之相交，助其起兵，可以说，安修仁在李轨称霸河西的过程中，贡献是非常大的。
李轨称帝之后，作为回报，也是出于安抚西北诸部人心，安修仁以凉王府司马之职出任户部尚书。
其实照着李轨治下的局面而言，安修仁坐大是不可挽回的一件事情，西北族群太多太杂，安修仁和他的族人们往来行商，跟各部都有一定的交情，重用安修仁，更有利于稳定河西人心。
而到了今日，安修仁用颇为圆滑的手段，笼络住了羌族诸部，和投向李轨的吐谷浑的一些部族也在眉来眼去。
可以说，安修仁所代表的西北胡人诸部，是如今姑藏城中最大，也是最为躁动的一股势力，一旦乱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血洗了姑藏城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迟来的安兴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给那些心怀异志的人带来了李唐皇帝的承诺。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李轨一病，本就作为李唐使者来到姑藏，并借安修仁之助，在李轨治下为官的他，再不用遮掩什么。
这是一件比较诡异的事情，既显示出了李轨的度量，也表明了安修仁的强大和狡诈。
除了安氏兄弟之外，最顽固也最排斥安修仁等人的无疑是以关谨，李赟，曹珍等为首的人们。
这无关大义，而是正经的民族之别而致，朔风凛冽的西北诸郡从来都是民族混居之地，因为相貌，生活习惯，风俗等差异，造成的冲突，杀戮已经不知凡几。
可自西魏渐渐强盛以来，不管是鲜卑贵戚，还是汉人后裔，来到西北之后，头一个要整治的都是以吐谷浑和羌族为首的胡人族群。
换句话说，渐以汉人自居的鲜卑政权，在涉及西北的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其他族类都处在底层，只有鲜卑人和汉人才能高居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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