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滚动，未见题跋，开题“石鼓歌”三字遒劲，彼此勾连，单独成列。
下方朱红钤印，隶书“佞宋主人”。
这一字号，看来又很陌生，李承回想片刻，才想起佞宋主人究竟是谁？
其实也是名人一枚。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荛夫，又号复翁，吴县人，清代乾咸年间四大藏书家之一、目录学家、校勘家。此人一生收藏书画无数，仅收藏室就有超过十处，斋号、藏书楼号更是数不胜数，像什么荛圃、绍圃、复翁、佞宋主人、秋清居士、知非子、抱守主人、求古居士、宋廛一翁、陶陶轩主人、学山海居主人、秋清逸叟、半恕道人、黄氏仲子、民山山民、龟巢老人、复见心翁、长梧子、书魔、独树逸翁……
绝对超过五十个！
字号之多，我大清第一人！
所以，单独一个“佞宋主人”，李承一时没想起来。
黄丕烈的鉴赏印，也是一大保障——此人在鉴定方面很有成就。
明中期的张丑，清中期的黄丕烈，两枚钤印已经表明，这件手稿始终在民间流传，并未进入皇宫。
继续向左滚动。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李承的心，放下一大半！
他虽然不工书法，可鉴赏水平是一等一的。
这幅法帖，行草书骨力劲健，真力圆满，行笔潇洒自然，起笔入势如云，层层堆积；运笔破势如浪，滔滔而来；转笔勾连纵横，不绝于纸。
精气神，绝对的大家之作！
李承一边欣赏，一边啧啧称叹，左手推，右手收——长卷，矮几根本放不下。
第六列，看到“从臣才艺咸第一”，李承的眉头皱了皱。
非赝，而是出现破损。
应该是折叠后沾黏在一起，后人打开时不小心将硬币大小的纸张扯破。不过，修补的还算不错，撕下来的一小块，已经被重新粘合在原来部位，又有人在这一部位填上一枚鉴赏印“洛河斋”，朱红色的印泥很鲜艳，新印。
洛河斋这名称，李承真心没听说过。
旁边的高田时雄注意到李承的停顿，主动解释道：“我得到这幅法帖时，已经软塌塌沾黏在一起，这是我的错。”
有点可惜，只不过瑕不掩瑜，若没有高田的及时出手，只怕整张法帖都已经毁了。至于洛河斋的鉴赏印，不用说，一定是高田时雄的斋号。
李承抬头笑笑，没说话，只是有点好奇，高田时雄还研究周易？
洛河、河洛，可是阴阳学中最为有名的词汇，以这两字为斋号，肯定对周易有研究。
这里算是一处小瑕疵，难怪高田时雄说“八品”而非全品。
继续往后。
在“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两句之间的空隙，又发现一枚隐隐约约的钤印，“方壶”。
李承的心，彻底放下来。
这枚钤印弥足珍贵。
方壶，元末道士画家方从义的号，他的生活年代要比鲜于枢晚三十年。
李承甚至都能推断，这幅法帖，很有可能是方从义北游带回来的藏品——方从义是龙虎山道士，曾在至正三年游历诸国，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和达官贵人。名臣危素称他为方外之交，画家张彦辅曾为之绘《圣井山图》相赠，在当时很有名气。
“方壶”赏印很好鉴定，因为他的画作流传下来很多，基本上都留有“方壶”印。
现在，整个传承谱系基本清晰：元方从义、明张丑、清黄丕烈。走的全是民间路线，难怪《石渠宝笈》没有收录这幅画作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型著录文献，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共编四十四卷。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
《石渠宝笈》也是后世人考证内地传世名画名作的重要依据。
宝笈虽全，可依旧有无数遗珍散落民间。
李承自信手中这幅，不次于宝笈中的任何一幅。
心情愉悦，李承鉴定速度加快不少。
在《石鼓歌》落笔与《兵车行》起笔之间，又是一枚收藏印“乐道主人真赏”！
这是清末湖广总督端方的号。
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是内地当时著名的收藏家之一。
因为有钱，官位显赫，所以他的收藏品类很多，金石、书、画、绢帛、钱币等不一而足，精品也多，藏书处叫做“宝华庵”“陶斋”。
他的藏书印有“乐道主人真赏”、“端方藏记”等。
此人与当时伯希和等人关系很好，在出洋考察期间，他还收集了古埃来文物，是近代内地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
…………
李承花费二十分钟，将这幅手卷鉴定完毕。
一共有四处破损，但都不算大问题，不影响法帖的欣赏，也就是说，完整性还是可以的。鉴赏印与收藏印合计十九枚，传承非常清晰，最新的那一枚就是高田时雄的“洛河斋”，估计带回去，又要增加一枚——饶老对书法作品非常喜欢，他肯定会留一枚“固庵”赏印。
整个手卷，宽幅24厘米，长度512厘米，加上标题与落款，一共一千三百多字，无题跋与副题，很清爽的一件国宝级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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