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志远合伙的二老板也姓周，和周志远是同乡，郑语桐叫他周叔。
一日，周叔跟周老大说：“你好眼力，你女婿不错。”
周志远得意道：“是不错，不过，不是我好眼力，是我好运气，我跟郑弟指腹为婚，连日后生仔生女都不知，就先结下亲家。”
周志远把郑语桐调到写字间做职员，记帐核数，随老板一道买金、识成色、定款式、监制、定价等等。
等郑语桐渐渐上道后，提升他做铺面总管。
郑语桐18岁那年，周志远把女儿周翠英许配给他。洞房花烛，正式结为夫妻。
同业及左右店铺颇为吃惊，周老板真的招伙计为婿，依周老板的门第，非得将女儿嫁予富家子弟才般配。
很多人称郑语桐为乘龙快婿，说他在周大福平步青云，全倚仗有个做老板的好丈人。
郑语桐缘何得老板器重，又缘何能娶老板的千金为妻，只有老板周志远最清楚。
也许，确有指腹为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勤奋努力。
如果郑语桐根器甚劣，就算周志远认他为婿，也得不到重用——经营金铺，可不比卖水豆腐那么简单。
对于郑语桐的发迹，很多年后，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乘龙快婿这一话题。郑语桐承认他非常幸运，终身不忘岳父的不弃赏识之恩，但他又说：
“所谓事无幸致，幸运不过只有一两次，而不会永运存在，所以‘勤’最重要；其次，‘诚’也不可忽视，对朋友必须坦诚，不能具有尔虞我诈的心理。”
郑语桐尊敬岳父周志远，也深深眷恋妻子周翠英，但他不希望老是听到别人议论他是乘龙快婿。乘龙快婿意味着他只是得岳父之恩泽，而非自己的努力。
若要想别人改变“乘龙快婿”的世俗看法，唯有靠自己努力。新婚后的郑语桐，工作更加勤奋。周大福金铺脱颖而出，成为同业的佼佼者。
当初，与周志远同来澳门的堂兄弟周方普，见自己的周生生金铺落在后面，暗暗较劲，一定得跟周大福比个高低。
1946年，收复后的香江开始恢复元气。周志远决定到香江开设分行，这副重担，自然落在郑语桐身上——他是周老大最信任、最器重的人。
周大福金铺分行设在最繁华的中环，郑语桐做经理，时年才二十一岁。
郑语桐第一次负责全面，不免心里紧张。
他趁金铺还在装修之际，抽空去别的金铺偷偷取经。他悟性很好，往往溜个几眼，就能洞悉出奥妙。
他每天工作10多小时，晚上睡在床上，仍在琢磨金铺的事。
接洽生意，购货定款，铺面管理，记帐管钱，全都一脚踢。他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都为他年轻时的充沛精力而颇为吃惊。
10年之后，郑语桐早已是经营金铺的行家里手，同业与伙计谈起郑语桐，莫下折服不已。
金铺经营得有声有色，规模不断扩大，同业中的后辈称周志远为金王。
香江的发展远景比澳门大得多，周志远香江这边金铺大有起色，便把总行迁来香江，澳门的金铺作为分行。
周大福的另一位老板周叔，对郑语桐的评价不亚于周志远。
他年事已高，不想再泡在生意场上，就将股份转让给郑语桐，安度晚年。
周志远也有心成全女儿女婿独立执业，也想退出周大福。
郑语桐诚心挽留，周志远便保留了部分股票，渐渐淡出经营。
郑语桐成了周大福的老板，郑语桐的朋友便叫他新金王。
郑语桐不承认他是金王，他认为，在富豪遍地的香江，周大福还称不上什么王。就算周大福的资产列同业之冠，郑语桐也不会满足做金王。
当时的首饰，通常是金银两种。郑语桐看到香江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追求奢侈，珠主业前景将不可估量。
现在虽然还未形成热门，如果等形成热门再跟在别人后面，要想创出牌子，事倍功半。
钻石是珠宝之王，价钱极昂，要做就做附加值高的钻石生意。在西方，经营钻石的珠宝店，都是赫赫有名的一流店，资本雄厚，信誉极佳，郑语桐自然渴望做这个“一流”。
郑语桐自觉周大福财力单薄，就把两人合股改组为有限公司，扩股增资，郑语桐仍是最大的股东。郑语桐并不打算放弃金银首饰生意，继续增设分行。这一年，也就是1960年，公司盈利五百万港元，名列同业前茅。
经营钻石生意，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钻石来源。南非是世界最大的钻石生产国，钻石经营为英籍人开的戴比尔公司垄断，戴比尔公司还控制了其他国家的钻石，钻石营业额占全球的八成。
戴比尔公司出售钻石很独特，不是见钱就卖，而必须凭该公司发给的牌照才可批购。
戴比尔牌照控制为五百张，戴比尔公司定期对持牌者进行跟踪核审，只容许持牌者自己使用，不准将批来的钻石转手倒买。
香江只有廖桂昌拥有一张戴比尔牌照。廖桂昌雅号是钻石大王，严格讲是钻石表大王。
手表的机芯来自瑞士，他买来粗石，经过精加工，再把成品钻石镶嵌在乎表上，一年只制做几十块钻石手表，每只表的售价因钻石的不同而下等，至少值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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