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历史时空，大清虽然在地方治理上大体继承了中后期大明的制度，但具体实施细节还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对待民变的态度，大清官府是以直接镇压为主，而中后期大明官府则是以维持地方稳定为主，能和稀泥就和稀泥。
比如着名的苏州“五义士”这种事，如果放在大清年间就不只是五个，只怕要变成五十义士或者五百义士了。
所以在今日杭州城，才会出现匠户受不了五千匹丝绸的加派，聚集在织造局这边闹事，官员轮番出来劝说的场面。
按照老规矩，如果实在劝不动，大概也就算了。一帮乱民有胆量就去把织造局砸了吧，到时官府再善后就是了。
匠户越聚越多，眼看着可能要有上千人了。但秦中堂发了话后，前来堵门闹事的人也就暂时安稳下来。
因为秦中堂的话在理，来聚众闹事的匠户的诉求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五千匹的加派太重了，又不是为闹事而闹事。
如今杭州城里就秦中堂最大，如果连秦中堂都解决不了，又能指望谁？
抱病而来的秦中堂见人群情绪稳定下来后，就转身走进了织造局，大概找织造太监协商去了。
望着这一幕，徐惟学不禁感慨道：“派一个知府就可以应付的局面，秦中堂却不惜病躯亲自斡旋，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在徐郑氏和严世蕃的不断洗脑下，徐惟学对秦中堂的印象标签大抵就是“阴险诡诈”、“骄横狂妄”、“贪权好色”这样的词。
却不料今天凑巧遇上了秦中堂爱民如子的场景，又让徐惟学对人性的复杂程度有了新的认知。
严世蕃却忍不住吐槽说：“徐头领不会如此天真吧？你难道就没有看出来？
秦德威这一定是和织造太监演双簧，借此骗取声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刷声望！”
徐惟学能做海商头领，自然也不是傻子，有他自己的判断方式，对严世蕃反驳说：
“织造局每年上交大内的丝绸都是固定额数，这个完全动不了。如果有走私发财的机会，只能靠额外加派来筹集丝绸。
而这次向匠户加派的五千匹也不是小数目，若是运到双屿岛，大概能价值一万两白银！
你也说过，一般南京镇守太监、苏杭织造太监这样的内官，基本都是养老来的，别无所求只求钱财，怎么可能只为秦中堂一句话，就舍掉五千匹丝绸？
我认为，如果只为了让秦中堂刷声望，织造太监就配合演双簧，损失五千匹丝绸，那还是不太可能！”
严世蕃便卖弄说：“没什么不可能的，秦德威这种人，嘴上都是忠义，心里却是生意！
徐头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德威做事向来喜欢用变通手法，讲究一个词叫双赢，然后又能维持表面功夫！
就拿这次来说，我料定，那秦德威解决问题的方式肯定不是直接免除五千匹加派！”
徐惟学指着群情愤激的场面，质疑说：“织造局不免掉这五千匹加派，又怎么能解决问题？”
严世蕃答道：“如果换一种方式呢？比如织造局以三钱或者四钱的价格，向这些匠户收购五千匹丝绸。”
徐惟学更不信了，“本地丝绸行情应该在五钱左右，三四钱价格未免太低了！那些匠户怎么可能出卖！”
严世蕃继续说：“如果只以三四钱这样的低价收购，匠户们当然不肯卖，但要是加上其他条件，那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如果低价出售丝绸给织造局，可以顶替明年的服役或者摊派，那些匠户岂有不乐意的道理？”
徐头领又不是不懂世情的小白，听到严世蕃的“谋算”，顿时也愣住了，还可以这样操作？
朝廷在苏杭这种地方都设有织造局，由织造太监提督管理，向皇宫大内进贡丝织品。
织造局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有设备，抓军民匠户来服役，比如杭州织造局拥有二百余张织机，各色工匠千余人。
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向匠户进行摊派，算是代替坐班服役。这次加派五千匹，就是这种方式。
额度之外的平白加派，匠户当然不乐意。但如果用低价出卖一定数量的丝绸来换取明年不用服役或者减少服役，那就比较划算了。
对工匠而言，没人愿意服役或者领取官方差遣！
所以与秦德威斗争经验丰富的严世蕃严大爷，早就看穿了一切把戏：
“这样匠户能得到一定实惠，可以接受；而织造太监能平稳得到最关键的货品，又要依赖秦德威帮忙出货，肯定也会答应！
而秦德威本人因为施恩于百姓，解决了被横征暴敛的问题，则会得到巨大的名声！
表面上皆大欢喜，但其实受损的是织造局明年的上缴额度，也就是皇宫大内的收入！
官府只会让你们看到你们能看到的，背后的真相又有几个人能看透？”
徐惟学仍然不能置信：“丝绸又不便宜，大量收购丝绸也是要本钱的，织造太监做惯了无本买卖，能舍得先拿出钱来投入？”
严世蕃轻蔑的说：“我没告诉过你，秦德威开钱庄？当年秦德威到了京师，钱庄就开到了京师，秦德威到杭州，那钱庄肯定也会开到杭州。
让钱庄借个几千两银票给织造太监作为本钱，又能有什么损失？而且还能趁机在杭州打开局面，让银票流通起来，简直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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