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考，除进士科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科目。
但时局若此，很多科目已经取消了，因为压根没人考。
“明法科，贴律令十贴，对律令墨义二十道，策试十条。”金台殿内，喝茶休息一轮后，陈诚继续说道：“然应考者寥寥，三年仅取两士，陛下欲罢此科耶？”
明法科，就是法学考生的考试，考的是《大夏律》，外加《建极礼》两本书。
《大夏律》是包罗万象的法律，承自唐律。而唐律其实也是自隋律修修改改而来，隋又……反正大家都是抄，改一改前朝的就能用了。
《建极礼》这本律令书是《大夏律》的补充，花费六年时间编纂而成。而此律成书后，建极七年便恢复了明法科的考试，至今已有三年。
仔细找的话，这本书有《大唐开元礼》的影子。
古来仪典，以《仪礼》、《周礼》、《礼记》为根本。两晋南北朝时，又修五礼（吉、凶、嘉、宾、军），礼制日趋完善。
至隋，又有《开皇礼》，唐有《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
每一代都有改进，尤以《开元礼》相对改动最大。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yán）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
意思就是《礼记》里写的东西，已经不太符合如今的社会风气、价值观、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水平了，要改。
这个建议遭到了宰相张说的反对，他认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
张说认为如今离《礼记》的时代过去太久远了，天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要改的话，恐怕整本书都要改，那还不如扔掉《礼记》算了。
他建议在《贞观礼》、《显庆礼》的基础上加以改动，这两本书比起《礼记》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再改一改，社会也更容易接受。
于是，最终定下的就是这种“折衷”的做法。但《开元礼》依旧是自周礼以来的集大成者，大体适应了唐时的生产力水平，对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规范——整体还是比较宽松的，该玩玩，该跳舞跳舞，该做生意做生意。
明法科学生的考试，涉及到仪典律令的，也以《开元礼》为准，不管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礼记》是什么样的了。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法律、仪典本来就该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生产力，《礼记》都特么过去千年了，你还抱着这本书不放，有什么意义？
唐人还是很能想得开的，汉时能成《礼记》，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我就不能新编一本，服务于此时的社会吗？
“明法科不能罢废，也不能降低难度。”邵树德说道。
总计40道题目，10道帖经，即默写填空出法律条文。
20条律令墨义，其实是让你阐述对律令条文的理解，有点司法解释的味道。
10条策论，这个就是出题了，比如你认为法律条文有没有不合理的，有没有需要改进的，有时甚至出应用题，让你应用法律条文来断案。
“臣遵旨。”陈诚应道。
“明法科非常重要，朕将来说不定还要新编纂一些细分的律令。”邵树德说道：“此科考试，宁缺毋滥。三年取两士又如何？对了，这两人现在何处？”
“一为御史台录事，一为监察御史。”陈诚回道。
“可以了。”邵树德点头道。
无论是录事还是监察御史，都是八九品的小官，但权力不小。
御史台本身是监察机构。
录事在御史台从事文书工作。
监察御史共有十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糺视刑狱，肃整朝仪。”各有各的分管业务，权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条过后，君臣数人又谈起了三史科。
三史即《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这三本史书。
《东观汉记》因为种种原因，散佚很多，不太适合作为教材了，于是《后汉书》取而代之。
也就是说，现在三史科考题皆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
唐中宗那会，因为杀青了一大批史书，如《晋书》、南北朝史书等，建议加入考试范围。
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
也就是说，写历史的人不太行了，已经不是社会顶级学者。后来那些史书，除个别外，“文浅而易摸”，不如三史水平高。
唐人认为，三史之中，散佚之前的《东观汉记》水平最高。散佚之后，此书退出三史排名，这时以《汉书》成就最高，《后汉书》其次，《史记》水平最差。
但邵树德觉得，史书忠实记录就行，文学水平固然要有，但并不是重点。唐代杀青了一大批史书，但都没纳入考试范围，有些可惜了。
“三史科考试，《晋书》、《宋书》及南北朝史书、《隋书》等皆纳入考试，《唐书》尚未修撰完毕，暂先不考。”邵树德说道：“三百道墨义如故，另加策论五条。”
三史科考试的题目是三百道，数量惊人。且全是墨义，即你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要展开讲，考的其实是史书批注之类的内容。
邵树德看史书也喜欢写批注，但他不好意思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诸多白话。过阵子可以让宫中才女们润色一番，然后出一本书。但纳入考试，还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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