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北京已复，请修《明史》。”钱谦益在朝会上请求。
赵瀚点头说：“可。。。命翰林院史学馆编修《明史》，钱谦益为总裁，王调鼎为副总裁。”
“臣领命！”钱谦益大喜。
这事儿早就定下了，拿到朝会上说，是显得特别重视。
钱谦益虽为总裁，但只能从专业领域任事。真正执掌全局的，反而是副总裁王调鼎，这部《明史》必须编得符合大同理论。
至于张溥，又病重了，每年都要患病卧床，但就是一直死不了。
赵瀚又对刑部尚书陈文魁说：“陈文魁暂时卸任尚书职务，搜集这些年的案例，结合历朝历代刑法，编撰一部《大同律》。《大同律》分为宪法、礼法、刑法、民法、工商法、出版法、土地法七个部分。宪法暂时不用编，我亲自来编，什么时候编出来，这个实在说不准。”
此事没有提前商定，李邦华疑惑道：“陛下，礼法可以理解，这出版法又为何物？”
赵瀚拿出一本书，扔在众臣身前：“这本《故明遗录》，通篇胡说八道，里面有不少编排朕的篇幅。私下骂朕无所谓，但写成书就不能忍了。朕知道有一本书，叫做《谷山笔麈》，作者知道辩伪，读者恐怕宁可信其有。那本书里，万贵妃都成什么样子了？出版法，就是专门管理图书刊印的法律！”
关于万贵妃的黑料，最初源自于慎行《谷山笔麈》。
但是，于慎行在写书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这些事情，是一个老太监说的，可能是老太监在造谣。
毛奇龄编写《胜朝彤史拾遗记》，引用了于慎行的内容，却把原作那句存疑给删掉。毛奇龄又编过一阵子《明史·后妃传》，将《胜朝彤史拾遗记》原封不动搬过去，于是野史直接变成了正史。
毛奇龄就是那个杠精，得罪赵瀚被扔去做小官，又在山东主持惩治了孔家。
“该当如此。”李邦华连忙附和，他也看过《谷山笔麈》，这本书在万历年间就很火了。
赵瀚又定性说：“《礼法》部分，涵盖纲常礼节，但是必须进行大改！就拿丧礼来说，可以操办丧事，但不得请戏班子吹吹打打，也不得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朕是遵循古礼，不说三代，就是汉唐，哪家死了父母会请戏班子？还有，三年服丧期太长，父母故去只需服丧一年！《礼法》中的婚姻部分，大致沿用《大明律》，但夫为妻纲的注解该改一改。夫妻各行其道，便是伦理纲常，夫不贤则妻可求和离。夫丧，妻可改嫁，族人和官府不得阻拦！”
“臣谨记。”陈文魁拱手领命。
赵瀚说的《礼法》，其实就包含《婚姻法》。
但古代的家庭，不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而是一大家子的大家庭，赵瀚只能尽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十二岁以上）。
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以古代的生产力，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
《礼法》在古代非常重要，就拿《大明律》来说，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
陈文魁问道：“陛下，《出版法》可有什么指示？”
赵瀚说道：“第一，不可罔顾事实造谣生事；第二，不可违背公序良俗。”
陈文魁瞬间抓瞎了，这说了等于没说，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指示。甚至在执法的时候，也具有无限的可操作性，官府想禁一本书，直接指定其违背公序良俗便是。
“好了，不说这些，”赵瀚说道，“今天的朝会，再来聊聊别的。朕今日读书有所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何解？”
赵瀚的朝会，其实已经变成经筵大会。
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
张溥拖着病体，立即回答：“回禀陛下，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引用了程子的话。孔夫子有教无类，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而是百姓着实愚昧，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因此在治国之时，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此无奈之举也。”
“非也，”钱谦益说道，“朱子的注解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意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此为治民之道，人之思想，千差万别，就算是同一个道理，面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让百姓知其所以然，必然乱象平生，不如让他们不知道。”
张溥反驳说：“那朱子为何还要引用程子的话？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释，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
程子的注解是：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并非圣人的本心。
钱谦益解释道：“朝四暮三之术，是指本心为何。若出于蒙蔽百姓，则为朝三暮四之术。若出于治国安民，则非朝三暮四之术。”
这只能怪朱熹，注解《论语》的时候，着实说得模棱两可，无论怎么理解都行。
朝堂众臣，各执一词，当场吵得混乱不堪。
陈茂生做了礼部尚书之后，每天也在补习功课，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他拱手道：“陛下，臣认为，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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