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夏，天劫将至！
北京，万胜宫西暖阁内，一场小朝正在进行当中。
自打上那场大朝会后，朱由检又开始了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好日子。
当然了，不早朝不等于不理政。只是不大清老早的举行折腾人的御门听政，而是在西暖阁中花一两个时辰，马马虎虎的处理一下国家大事。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是很容易料理的，因为内阁会事先给出条旨，直接照批就是了——现在的朱由检已经明白当皇帝必须抓大放小的道路，如果事无巨细都想管，那是肯定管不好的。
所以朱由检御极之后，在着重进行军事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的同时，也用循序渐进的办法，推行了一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务改革。
这场改革谈不上轰轰烈烈，也没有军事和财政改革那么引人注目，但是重要程度却不亚于军事、财政改革。
而这场政务改革的重点，就是两条，一是放权，二是考成。
其中放权之法又分成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在中央这边是将内阁和六部合一，同时不断撤换敢于行使封驳权的六科给事中，从而让六科给事中退出决策圈，还限制了御史的权力，对于他们所上的涉及军政事务的奏章，一律留中不发。实际上也让都察院推出了行政军事的决策圈。
这样一来，中央的政务决策权就集中到了皇帝和内阁手中，责任也就非常明确了。
而在地方那头则是在在南北直隶设立行省和在两直隶、两湖、两淮行大府制，以及在大同、宣府、燕山、大宁、辽西、辽东（毛文龙的地盘）、榆林、宁夏、甘肃等实土边镇实行总兵负责制。
而考成法则是张居正留下的老办法了。不过朱由检并没有在大明全国推行考成法，而是将考成法和放权法配合实行。
凡是实行放权之法的地方，必须要进行考成——而且放权之后，地方大权或归于大府，或归于总镇，扯皮的空间小了，责任也没地方可以推，罢官下狱也能找得着人啊！
要不然，下面一堆官员互相扯皮，互相拉后腿，还争功诿过，搞得朱皇帝都不知道该拿谁开刀，但同时又不能全杀了......就是全杀了换一批人上来也一样。因为制度本身就为了让下面的人狗咬狗而制定的，不互相牵扯是不可能的。
而在实行了放权之法后，朱皇帝只需要拿着张居正留下的考成法去考下面的大府、总镇、封疆、部阁等官就行了。
所以对没有实行大府制的地方，朱由检要求就低得多，能够勉强应付过去就行了，实在不成，也就罢官了事，基本不会下狱。
而在放权、考成这两项改革成效显见的情况下，朱由检总算多了几分应天劫的底气。
“万岁爷，唐王殿下、三边总督梅之焕、甘肃总杨嘉谟联名上奏甘肃镇春荒严重，除西宁卫、碾伯所、庄浪卫之外，其余各卫各所，都上报了饥荒乏粮，请求开仓赈济。”
“万岁爷，固原镇、临洮镇和陕西省管的平凉、临洮、巩昌等府，也上报春荒乏食，粮价高昂，恳请发粮救荒。”
“万岁爷，榆林镇和陕西省管的延安府、庆阳府自正月以来，都滴雨未落，旱情非常严峻，两府一镇的济民已经开始聚集，可能要向关中求食去了......”
“万岁爷，河南西部各府自正月来降雨偏少，看来今年又要闹旱灾了......”
“万岁爷，山西和北直隶今年以来降雨也少于去年，今年的秋粮恐怕又要减产了！”
首辅毕自严苍老而且沙哑的声音念出来的，都是中原、西北各地上报的灾情。虽然真正的天劫还没来，但这并不意味崇祯九年是什么好年景——如果用万历年间的标准来衡量，崇祯元年开始就是年年大灾，而且就全国范围来说，灾情那是一年更比一年重。
大明朝治下现在还能勉强保持稳定，没有民变四起，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
但是崇祯十年开始的祸害西北、中原、塞外大片土地，甚至波及到了长江流域的超级旱灾，可就没有崇祯十年前的这些灾害那么好应付了。
毕竟崇祯十年前的灾害还是局部性的，湖广、两淮、三江、四川、闽粤这些地方算不上丰收，但也不算太糟。特别是两淮和两湖因为播种面积的大幅增加，两湖、两淮的粮食产量比前天启年间，都有了不小的增量。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增量，南阳、襄阳两大救荒粮仓当中，终于有了一点老底子。
朱由检耐心的听完了毕自严的报告，然后抬眼瞅了眼这个一脸苍老疲惫的老臣，问了一句：“元辅，南阳、襄阳两仓当中有多少存粮了？”
听到这个话，毕自严马上来了点精神：“陛下，两仓存粮有7500余万石了！另外，北京的海运仓中，还存了五百余万石谷子。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一官党的海船，在6个月内，还会运来400万石大米，30万石土豆和蕃薯......这些粮食如果折算成谷子、麦子，又是600多万石。加上两仓备荒米，总共有8100多万石，本朝自开国以来，储备就没有如此丰厚过啊！所以臣垦请陛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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