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源县阙里，衍圣公府书房。
衍圣公孔端友端坐于靠背椅上，手捧《论语》，微闭双目默读。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内容，乃是儒生必读书目之一。
孔端友身为孔子嫡孙，更是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论语》上。
其人早就把整本书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万余字刻进了脑中，对本书的掌握理解程度要超过一般儒生一大截，根本不需要再捧书对照。
对孔端友来说，《论语》的意义不仅是儒家经典，还蕴含着某种神奇的力量。
以往心神不宁遇事难决时，其人便会拿出《论语》反复默读，以求从先祖的智慧中获取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
现在也是如此，只是孔端友此刻的心态似乎更加焦躁。
默读《论语·公治长》篇的不长时间里，其人便不经意地睁眼看了两次门外。
孔端友在等一个人——为家族未来执行秘密任务的胞弟孔端操。
眼见大宋王朝这艘破船有倾覆之危，掌舵人赵佶自己都没有信心，却想拉着坐破船经验丰富的仙源孔氏共（一）度（起）时（沉）艰（没）。
殊不知孔氏能坐很多次破船却没有被淹死，乃是因为其身份特殊，坐任何人的船都不用买票，沉了旧船又能立即坐上新船。
肩负着“衍圣”重任，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孔端友自然不想为赵氏陪葬。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宋破船彻底沉没之前，借着同军南下仙源县“沦陷”的时机，直接换乘风头正劲的大同新船。
只不过大同新船掌舵人徐泽的规矩全然不似其他人，其人明显没有对衍圣公一族免票的意思，大同帝国伸向仙源县的触角组织共建会还故意挑衅孔氏的地位。
孔端友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袭封奉圣公（大观年间复改衍圣公）并执掌仙源县令之职，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自不是没有政治鉴别力的素人。
其人看得很明白，孔氏虽是儒家圣人孔子的嫡脉子孙，享受历代朝廷的优待，却没有对先祖理论的解释权。
哪怕孔子复生，对《论语》一书的“理解深度”，也比不了完成《论语注疏》的何晏和邢昺（二人相隔千年，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论语注疏》为前者注、后者疏）。
因为，千年来，王朝多次更替，却不是简单的重复。
历经千年的时光，社会一直在进步，儒学也始终与时俱进，早就不是最初的模样。
孔子当年与弟子们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前掌控天下的统治者希望《论语》中的语句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观点自然不可能是孔端友自己的思考，而是其人偷偷学习了“格儒”资料之后得出的结论。
似乎，有一些道理？
从这点意义上讲，既然徐泽注定要灭亡大宋取得天下，对没有儒学经典解释权的孔氏来说，正乾皇帝动或不动儒学的根基，又有什么区别？
只要大同帝国仍然独尊儒术，并继续尊孔子为儒学圣人，就必然要延续礼遇孔子后裔的传统。
从共建会在仙源县的所作所为中，孔端友读懂了大同正乾皇帝并非不愿意礼遇孔氏，只是不愿意按照以往各朝的方式礼遇而已。
而孔氏只要不想为赵宋王朝殉葬，就必然要向强大的大同帝国低头。
早投晚投早晚要投，早投早受益，投晚了就未必能保住积累了千年的家产。
只是，向北，是正乾皇帝故意以共建会的泥腿子让孔氏难堪；
向南，是自身难保的教主道君皇帝热忱邀请。
面对向北还是向南的两难问题，当代衍圣公孔端友不敢轻易抉择，乃遣胞弟孔端操先私下正面接触大同，待探明风向后再决定家族的出路。
孔端友欲要投靠大同却又不想承担风险的扭捏之态，当然逃不过徐泽的眼睛。
而大同方面，秉承皇帝旨意的监部尚书孙石已经前往东平府公干，其人自不会惯着孔氏，直接命孔端操三日之内赶到须城来拜见自己。
东平府和袭庆府分属同宋两国，但有共建会的地下组织，孔端友倒是不担心胞弟会在在来回途中有危险，其人担心是端操偷偷前往须城一事会被大同利用。
正乾皇帝最擅杀人诛心，让人防不胜防。
原知中山府事陈遘、两浙路发运使卢宗原、庆远军承宣使朱勔等大宋官员，都死在正乾皇帝随意捏造的罪名或功绩下，教主道君皇帝还得捏着鼻子予以追任。
若是大同扣住端操，并趁机散播“衍圣公遣胞弟上表称臣”的谣言，孔氏可就真的只有任大同帝国玩弄了。
尽管孔端友确实有改换门庭的想法，但那也要等到双方谈妥，大同朝廷开出了孔氏能够接受的条件才行。
可现实却是双方的力量不是一个等级，大同帝国可以随意提要求，孔氏却没有资格与对方讨价还价。
若不想让端操去须城，那就只有彻底与大同帝国划清界限，立即抛弃祖业举族迁徙，跟随注定要灭亡的大宋王朝迎接未知的命运。
以正乾皇帝的大度，真等大同灭亡了大宋，抗旨“附逆”的孔氏多半不会有灭族之祸，但“衍圣公”的爵位就不要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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