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从古至今，都是每一个统治阶层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几乎是无解的难题。他伴附着权力而生，哪里有权力的存在，哪里便有他滋生的土壤。上至中枢朝廷，下至乡野角落，你总是能发现他的踪迹。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无数的灰色地带，更是数不胜数。
想要完全清除贪腐，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祖宗很早以前就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实则上是一种对贪腐行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状的一种无奈的叹息。
李泽从很早就开始建立起反贪腐的制度以及监察的机关，但这并不会让一些人为之警惕。相反，总是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侥幸者，会以为自己的手法天衣无缝，一直到自我毁灭之际，方才醒悟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感慨。
但是这种感慨并不会成为后来者的当头棒喝，相反，那些前赴后继的家伙们，只会在暗叹一声这家伙运气不好之余，吸取倒霉者的教训，让自己的贪腐手段更加的隐诲和高级。
这历来就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像老鼠永远不可能绝迹之外，猫的任务，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做完。
李泽治下，第一个因为贪腐而被斩首的是右领军卫大将军沈从兴，位置不可谓不高，而作为李泽的最初起家班底之一，更是算得上根正苗红，一朝犯事丢了脑袋，就已经说明了李泽对于这件事情的零容忍态度，但这除了震慑一时之外，并没有让另外一些人就此收手。
而如此这样的事情之中又掺杂了一些政治因素之后，处理起来就更难了。
就像这一次的曹暻事件。
曹暻本身算不得什么，但他的背后，却是如今被称为大唐第一家的曹家。
在李泽还像一株无根浮萍的时候，是曹信选择了李泽，这才使得李泽真正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十几年来，曹氏一支坚定地站在了李泽的背后，不管是军事之上，还是在政治之上，从来都是李泽最有力的臂膀之一。
军事之上，曹信投入了他全部的力量。而在治政之上，当李泽决定要打击土地兼并的时候，又是曹家第一个分家析产，将多余的土地无偿捐献给了当时的武威节度府，正是因为曹信不顾原成德节度治下的所有老兄们的反对而率先出头，迫使诸如王家，尤家，袁家跟进，这才使得这一项政策，在武威境内畅通无阻，也为后来的新大唐的土地政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曹信是前任首辅大臣。
曹璋是李泽义兴社理论基础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如今是义兴社的三号人物。
而李泌，出身密营，并且是密营的第一号人物，担任过李泽的亲卫营统领，如今更是靖安军的最高领导者。
这样的一个家族，如果因为曹暻之事被牵扯进来，只怕立时便会在大唐政坛之上引起天摇地动一般的动静。
而这，甚至可以说会撼动李泽的统治基础。
曹信，曹璋，李泌这些人需要贪腐吗？
他们当然不需要。
但有些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想，便不会卷进这些事情中去的。
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属于被动地卷进去的。
比方说这一次在湖南行省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当曹氏商贸现身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便已经注定了，其他人也都有这个觉悟。
曹暻根本就不需要向某些人行贿，其中的最肥美的那一块肉，就会落在他的口中。
而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贪腐呢！
因为曹家的权势就摆在哪里。
因为地方上的官员们都明白，你可以不给，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曹家明面之上当然也绝不会说什么，更不会低级地去找你什么茬子来报复。但是，什么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当你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在朝廷之中得到某种支持的时候，曹家随便哪位，不经意的几句话，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将你迫切需要完成的一些东西给摁下来。而这些事情，比起让曹氏在工程之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许多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地方上的民生大计，未来发展。
正是因为如此，包括行省总督钱彪在内的地方官员们，才会在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许多事情之上采取一种包庇的态度。
像钱炳，郑文珺这些人按下了如此多的侵权夺产的案子、人命案子，没有地方之上的这些真正的大佬们的默许，他们能做到吗？地方上可也是有监察，有靖安，有义兴社的各类组织的。但这些人会计较整体的得失，算来算去，发现似乎只有将这些事情摁下去，也许更符合地方上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可以为更多的人争来更多的利益，这是划算的。
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整个地方的发展顾全大局。
至于被牺牲掉的那部分人是怎么想的，在他们的大局面前，自然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李泽很愤怒，因为他苦心布置的那些互相钳制的机构，在这些事情之上集体失声了，完全没有起到他们该起的作用。最终他得知这些消息，居然是通过情报委员会的内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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