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这是列强们的法则。主导会议的英美两国早已达成共识,但凡有损两国利益和对日关系的提议一概不提。会议只是停留在口头谴责之上,最后草草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也仅仅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而对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却是不了了之。这个会议,不管对中国来讲,还对与会其他各国来讲,都只能说算是惨淡收场。英美列强,没有得到应有的体面,而作为会议讨论的焦点,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弱国无外交,从来都如此。
在对日问题上,苏联与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会上尽管有苏联支持中国,但是苏联却并没有话语权,无法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丝毫影响。
九国公约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再次把获取国际援助的期待眼光投向了苏联。11月26日、28日、29日,南京政府给在莫斯科的代表杨杰接连发出三封急电,命令迅速向苏方表明中方抗战到底的态度并紧急求援。11月30日,蒋介石委员长亲自致电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苏联方面,除了早先的承诺,却是并没有丝毫的实际行动。但是,不管苏联方面有没有支持中国抗战的实际行动与真实意愿,这个所谓的希望似乎仍然存在,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始至终存在于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决策之中,成为保卫南京万千中国军人生死存亡的最大变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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